摘要：四川美术学院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高等美术院校，已有六十多年的办学历史，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学、创作、科研队伍，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创意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今天，四川美术学院抓住机遇，坚持产学研密切结合整体推进学院改革，在服务社会、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院全面发展走上新的台阶。

摘要：作为现代主义思考范式的“世界艺术”体系,其显性特征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艺术史”的书写系统和“他者”观念影响下的人种志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拉维特科学城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为标志以及由此诞生的“全球艺术”话语,是对“世界艺术”的批判和试图超越东西方二元割裂以应对全球化格局的新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兴起以及呈现的“跨文化协商”特性,既受到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第三空间”的影响,也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协商性”思潮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来自当代艺术试图重建与日常生活连续性的努力,其从“对话”到“转译”的具体过程,体现了艺术实践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凸显了当代艺术从视觉图像生产到文化生成体验以及社会行动的演绎进程。

摘要：大卫•霍克尼是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由于其从艺时间长达60余年,他的艺术创作可以反映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面向。而“移动焦点”是霍克尼重要的创作观,总体上与“绘画回归”思潮发展一致。多年来,此创作观被认为与中国绘画中的“卧游”“移步换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实质上,霍克尼的“移动焦点”创作观是通过以西方立体主义的“反焦点透视”为原点,并借助美国汉学家乔治·罗丽在《中国画原理》中提出的中国卷轴画形式原则“移动焦点”转化而来。霍克尼以此来矫正图像再现的真实性,并试图从中寻找重新赋予绘画合法性的因素。事实上,霍克尼的“移动焦点”创作观依旧停留于他对“观看”的执着,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当下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摘要：克利认为绘画不是再现作为可见事物的“前形”,而是“揭示”使可见得以可能的“原形”。“原形”作为不可见者是自然而然地持续生成、涌动和绽放的“自然”,在逻辑上“前形”奠基于“原形”,后者比前者更本源;“揭示”不是“再现”和“抽象”,后二者皆乃对象化的强力,而“揭示”是与流偕行和顺势而为的非对象化行为,“揭示原形”意味着如“原形”本身自然而然地持续生成、涌动和绽放的那样“形式显示”“原形”。克利绘画作为其艺术观的实践既不是具象绘画,亦非抽象绘画,而是居于二者之间的迹象艺术,海德格尔从“本有的转向”的角度将克利的绘画视为克服了艺术形而上学的非对象性绘画。

摘要：气氛美学作为新美学,其理论资源和阐释效力,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气氛美学的关键在于气氛,推进气氛美学的关键在于对气氛的突破性理解。现象学运动内部潜藏着气氛从隐到显之绽现的谱系:从现象学认识论的“视域气氛”,到基础存在论的“境域气氛”,再到具身现象学的“具身气氛”,最后是新现象学的“情感气氛”。该谱系既揭橥了被动发生的前述谓性气氛现象的四个面向,也表征着对作为发生现象学课题的“生活世界”的四种理解。因此,以气氛现象为核心的气氛美学实质上是借此克服美学形而上学,重返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美学。重返生活世界的气氛美学,能够为打破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新前卫艺术提供一种完全有别于分析美学解读的“感知学”阐释。

摘要：技术的迭代正推动公共艺术发生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向。数字化通过新载体与新媒介,进而革新了公共艺术表达范畴和艺术生产逻辑,重新确立了公共艺术“去中心化”的传播、评价体系。同时,在资本裹挟下,平台化、数字化的公共艺术与消费文化渐渐形成深度绑定趋势,数字化将经济需求与艺术审美需求的矛盾问题摆在了台前。本文试通过对以上纬度的探讨,总结数字化迭代下公共艺术的种种特征,探究艺术审美与技术潮流矛盾下的争论与趋势。

摘要：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自20世纪40年代肇始以来,在时代激流中经历不断变革与发展,业已成为西南地区中国画教学和创作的重镇,不断涌现出反映时代、深入生活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优秀作品。而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化繁杂的时代,这也使得当下的艺术创作走向多元化局面。在此语境下,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科的向前发展不仅需要应时代而变,更重要的是需要返回自身的传统文脉中,立定自身的精神与品格,以探索持续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