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是中国家族制度及家族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的儒者为后世家族制度及家族社会的建构,设计出一种较为符合宋代社会现实的方案。到了明代,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变迁,家族制度及家族社会的建构朝着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方向演变。明代以来民间家族在血缘传承上的变通与拟制,与宋儒设计的纯洁血缘传承的理念相去甚远。明代家族逐渐走出本家族的域,进入地方社会的竞争与协作的事务之中。经过一二百年社会实践的调试,明代家族形成了一个多种矛盾同时存在并且相互结合的“多元”结构。明代家族制度及家族组织的这一变迁,适应了明代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家族社会基本在明代的影响下运行。

摘要：2023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学习领会和贯彻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任务。从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戏剧文化意义的角度,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时代现实价值,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地方戏剧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地方戏剧的这一基层文艺平台,努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自己的奉献。

摘要：课程是连接教与学的基本途径。要构建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使之适应全球中文学习需求,需要运用工程思维设计课程体系。本文探讨了国际中文课程工程化设计的优越性、课程集成创新的基本内容;结合中文教学实践,探讨课程工程化设计的整体性、适应性、灵活性、开放性等原则,整体展示中文进修课程体系,凸显规范化、模块化、多元化特征;展示阅读课程智慧教学新模式的教改实验及成果。本文最后指出国际中文课程体系工程化面临以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摘要：采诗是由外交、行政和乐官等行政体系参与的制度性设计,借助歌诗可以深入了解地方风俗、观察百姓好恶、反馈行政得失,形成借助礼乐考察政治得失的施政理念。通过整理、演唱所采之诗,不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反馈机制,而且塑造了文学艺术关注现实的鲜活面目,建构了文艺参与国家治理的模式。

摘要：《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摘要：《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钅豦]”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钅豦]”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摘要：古典教育在当代中国,并不局限在知识层面上的传承与研究。北京大学古典语文学项目现有三个方向,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和亚非古典学,旨在建设未来的中国文化。中国古典学在研究领域上有别于“国学”,但两者都有传承和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诉求。古典学借助语文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古典文明,关注对古典作品的解释。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西方国家把古典学的学术方法融入东方学,建构了“世界史”的西方话语权。中国的古典学则要建立多元平等的世界文明体系,以重构中华文明经典系统来传承中华文脉。

摘要：202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导致人文学科界痛定思痛、集思广益地发起对灾难文学与悲剧艺术的深刻哲思,以及重温马克思、鲁迅、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尼采与王国维关于悲剧的经典定义,促使人们寻找对文学人类学悲剧理论差异的睿智认知,并加深对恩格斯的《致斐·拉萨尔》、毛泽东的《送瘟神》、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等作品关于生命救赎理论的理解。诸多研究与探索灾难文学、艺术、戏剧形成的理论与创作的文艺作品,将拯救世界未来的、历史的受难者塑造成严峻法则的殉道者、可歌可泣的救世英雄。人类只有秉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才有望共同战胜瘟疫与灾难,风雨同舟走向理想的彼岸。

摘要：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的接受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产生初期诗坛主流的唱和认同,自北宋王回起至南宋范冲等人达到高潮的政治道德层面的曲解和否定,以及在南宋批判主流下部分评家仍坚持从诗学艺术角度对此二诗表示认可。接受主流从认同到否定的嬗变根由,一方面是两宋之交尤其是南宋初年,官方出于政治目的对王安石其人及新法的政治否定和诋毁,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理学与新学彼此消长过程中在学术、政治地位上的激烈争斗。故宋代对《明妃曲》的接受史突出地反映了诗歌与政治、学术的紧密联系甚至混淆对于诗歌接受过程深刻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