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对洪深与奥尼尔的研究,大多都将焦点聚集在《赵阎王》与《琼斯皇》两部作品的比较上,讨论其戏剧形式与内容的异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甚至忽视了奥尼尔对洪深戏剧事业所产生的深层影响。该文旨在通过对中美现代戏剧史相似的发展进程,以及洪深与奥尼尔在确立严肃戏剧的态度和创作观念上的共鸣进行分析,以阐述二人戏剧艺术理想的高度契合。

摘要：游戏的艺术性往往体现在其情感的深度,因此,从情感的角度对电子游戏进行反思势在必行。通过对情感研究历史脉络的大致梳理,可以清晰看到科学、艺术和修辞学这三条彼此分合的路径。自笛卡尔到达马西奥,情感研究的科学化和实证性越来越成为主流,但pathos这条艺术性的线索并未彻底销声匿迹,而是在海德格尔早年讲授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授课之中进一步深化为生存论的本真形态。但是,电子游戏的情感设计却恰恰错失了pathos这条重要的线索,进而在神经科学的还原论和商业设计的说服力的双重加持之下,不断蜕变为情感的计算乃至情感的操控。要想走出这个困境,一条进路是拓展性地向人文学科和艺术领域汲取灵感,另一条进路则是在游戏的说服力修辞的内部重新激活真诚性这个前提。

摘要：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指的是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了艺术和美学的维度。国际政治研究的惯用视角试图发现某种无需解释的、必然的真理或起源,而从美学视角看来,对政治的描述只是一种形式的解释,政治即存在于表征与被表征之间。这种视角为打开艺术与政治的跨学科研究空间提供了契机。政治“表征的权力”可以通过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传统的发明”来建构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一阐释框架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也适用于区域共同体。基于东南亚各国具有很强相似性的木偶艺术传统创建的东盟木偶艺术节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对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作为仪式的繁文缛节,共同的史诗与文化同源意识,艺术节的选择性与重复性。

摘要：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丛生难解的全球性问题与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但由于美西方国家将基于主观设计与狭隘国家(集团)利益考量的西方特殊价值“普世化”,公然漠视甚至践踏全人类整体利益、价值,导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更无力推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重塑充分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必须解答的一项时代课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充分体现人类作为整体对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求与价值共识,正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携手各国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遵循的价值准则。

摘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常常是国际组织的发起者和设计者。其为国际组织设定的组织方案是否具有制度上的科学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关系到国际组织的后续演进和多边合作的成功与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前身的互动,是美国设计和领导国际组织的一个失败案例。美国为了利用教科文组织服务于其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短期利益,在教科文组织的宗旨目标、组织架构、行动规则等多项制度设计上违背了国际组织的运行规律,使该组织在数十年的运作中偏离早期成员国的预设目标,也背离了美国自身对这一组织作用的设计和谋划。国际组织的设计者需要综合辨别美国设计和领导教科文组织的失败,深刻理解国际组织的本质和原理,准确把握各成员在特定多边合作领域中的共识基础,并将自身的角色和战略诉求与各成员的合作共识相整合进而融入国际组织的组织方案之中。

摘要：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当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常用的三个概念。它们在研究中经常被互换或交叉使用,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揭示和解释某种规律,但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准的背景下,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研究议程,探求不同的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该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从普遍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坚持本体意识,扎根中国实践,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为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构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摘要：民主政治的终结往往令人悲伤,但人们在惋惜“好制度”轰然倒塌的同时,却鲜有思考崩溃之前建立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放眼历史,民主政治素来与以精英统治为底色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直到20世纪中期以来民主的意涵被简化为竞争性选举与政党轮替,即只有当民主政治不再意味着变革社会结构与财产关系之后,传统世界的的权力精英才得以与“现代性”的制度设计达成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激烈的阶级冲突再度浮现,民主重新被赋予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政治的意涵,权力精英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脆弱平衡也在前者的强烈反制行动中宣告结束。基于泰国案例,本文遵循“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的逻辑,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崩溃提供了一种过程性解释:民主崩溃的主要推手源自城市与农村权力精英所组成的阶级联盟,而这一联盟往往是针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尤其是那些动员农村地区所形成的反向运动。这种对民主崩溃的新理解,意味着自由主义脉络下民主政治存续与否都是传统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封建—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与寡头政治不会因民主的到来或离去而发生根本改变。

摘要：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摘要：作为复杂的巨系统,城市治理须依托“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来实现绩效的精细化产出,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与秩序安排仍有待厘清。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密钥。以城市“复杂性”为逻辑起点,设计兼顾系统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之间相互关联的治理机制,描绘城市的“隐秩序”画像。在制度架构层面,城市的人民性回归引领了城市主体的共识目标达成,织就了崭新的行动者网络;在技术要素层面,搭建技术嵌入与技术评估的双轨耦合渠道,形成了对技术应用过程的整体包络;在流程环节层面,通过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治理资源的靶向供给以及治理实效的即时反馈,聚合了城市系统闭路循环式的涌现反应,最终建立趋向城市善治的精细化治理机制。

摘要：与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东南亚在政治发展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从对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文献和现实经验考察,合宜政治机制的存在和设计构成了东南亚国家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合宜机制强调了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制度和治理中注重政治平衡性和可调适性的机制设计和治理安排,从而保证了东南亚国家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