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着使用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差异,即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核心性公共资源缺失"可获取性",但在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上面,它们又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这构成了现代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核心问题。本文根据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广州市流动人口对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对城市资源使用的非制度因素,即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两个方面的指标对其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使用水平的影响,比较了二者的影响差别。与人力资本的影响相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的各项指标与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水平的相关性都很显著。这表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机制设计中,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城市融入度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注重提升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因此,制度设计应重视政策提供的平等性,提升城市空间内各人群间的社会融合质量。

摘要：公共预算的合法性问题取决于预算决策中的参与技术环节所形成的预算正当性的社会认同,它与后续的预算执行的有效性构成了两个核心支撑点。文章从参与式预算的具体技术环节入手,通过比较上海市浦兴路街道的"自治金协商民意测验分配"与云南省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等案例样本,分析了预算参与代表的选取方法,参与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技术,以及预算的表决方式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中国预算改革并不在于预算总量的增加幅度,而是预算的分配如何通过民主参与的技术供给和科学的程序设计,使得民众有机会参与到预算决策当中,从而增强预算的正当性,同时,中国参与式预算中民众参与的一个意义在于"民意可能激活代议制审查功能"。

摘要：当前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在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上发生变革、基于信息技术跨界融合、全球生产网络浮现等新特征。通过科技融合、空间融合、产业融合与社会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转型发展形成驱动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对城市转型实践的启示,我们需要:一是树立"文化生态观",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态";二是树立"文化规划观",从"规划文化"到"文化规划";三是树立"文化创造观",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摘要：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文化创意产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高端,不仅在内容和业态等方面对创新型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而且可以直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服务能级的提升。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积极响应、城市产业体系的优化以及城市创新体系的培育,驱动城市的创新发展。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体系的重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创意场域",促进文化创意阶层崛起,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生长,加快打造国际化的"创意城市"、"文化都市",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摘要：现代城市是现代国家能力增长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国家引领性的发展力量,具有经济资源的高度集聚与物质形态的持续更新这两个现代性特征,但它需要一个现代治理制度,才能保证集聚与更新的持续进展。本文聚焦于城市治理结构对城市发展的统合性,认为重建现代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结构形态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任务",只能进行有机更新,避免"焦炭城"的老路,搭建"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之间的桥梁。现代中国重新思考现代城市存在的功能目标,从城市现代治理的视角出发,超越过度的工业区划驱动、经济中心诉求和政治权力管控的路径,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基于治理功能重建的可行的"细部更新路线图"—有利于生活的社区规划和治理体系、增强国家能力的空间集聚载体、城市物质空间规划的透明化参与机制、维持环境更新容量的生产区域提升、现代城市的民主管理方式,以及富有创新氛围的城市复合体。否则,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城市发展的致命性困境。

摘要：在现代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市民的参与既是民主的体现，又是政府优化治理的一个很好的资源，构成了参与式治理的前提。本文对杭州市的治理信息平台——《我们圆桌会》进行了案例的比较分析，通过对其创建以来的所有讨论议题进行了分类研究，并且结合广东的《民意圆桌会》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圆桌会》通过“圆桌会”这一公共参与平台的建设，多元主体对公共事务议题进行讨论，围绕着“我们”这一可能的“现代城市共同体”的培育，试图实现现代城市治理从制度建设层面上升到治理理念的塑造的转变和提升。现代城市通过城市治理过程中所有层面的公民的公共参与，最终形成城市公共议题的民众参与，逐步形成中国城市治理的未来民主取向。但是，如何选择参与代表，意见如何科学化衡量，以及如何形成意见进入城市治理的决策当中，而不是满足于意见的初步呈现和民主治理的初步设计，仍然是这一努力中有待于解决的难题。

摘要：在现代中国的观察视野和理解认知中，城市一直很难逃脱“物质规划、建筑设计和政府管理”的循环窠臼，城市治理的视野一直到最近几年随着城市扩张出现无法靠物质规模和产业刺激来解决城市的问题，才被提上议事的日程。但是，城市治理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有哪些特定的内涵，一直处于模糊、多元和被滥用的状态，许多传统的研究方式和管理模式，借由治理的名头又重新出现在各种文本和实践中，许多对中国式文章的研究和解读，甚至从根本上误读了城市治理的本质含义，它们通过各种“想当然”的解读，把城市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权力中的“单一中心的城市管理”，而无视城市治理的“多中心、微观视角和多样性机制”。因此，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城市治理，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学术任务和现实议题。

摘要：在特定背景下,接管城市在本质上是应对城市危机治理的过程,接管过程中的危机处理机制和经验对于后续的城市管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有经验性的城市管理就是对沈阳市的顺利接管,此后城市管理成为中国政府体系面临的一项核心任务。通过公共危机的视角,透视接管沈阳的过程,其中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对城市接管危机的科学处置程序,如信息的掌握与公开、预案的设计、原有组织和人员的交接和转化等等,从而顺利地从城市接管的危机过渡到正常的城市管理。这些科学的经验和程序对当代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