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试点研究是改革开放研究乃至中国共产党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视角。试点试验,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展开的治理行为,中国共产党对试点的组织和运用尤为典型和成功,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试点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战略优势,在领导力量、领导方法、容错纠偏机制、领导艺术等方面有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试点经验,既要善于把握中国共产党在试点工作中的特点和优势,也要善于发现并防范试点固有的风险和挑战,如此才能实现试点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良性互动,确保改革事业行稳致远。

摘要：当前的应用伦理学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信息技术、医学伦理和计算伦理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应用伦理学尤其是信息伦理学正逐渐发生设计转向。这种转向的主要体现就是价值敏感设计理论的兴起,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伦理学层面的"理论-应用-设计"和信息技术层面的"技术-社会心理背景-道德价值"的理论变化。价值敏感设计建立在概念、经验和技术三个层面相结合的集成方法基础上,同样的分析在大数据领域内同样具有可行性。大数据技术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分析:概念分析层面的数据伦理概念分析、技术分析层面的算法伦理分析,以及经验分析层面的实践分析。价值敏感设计理论的发展能够推动大数据伦理的进步,并且能够为大数据技术提供一定的伦理基础。

摘要：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和"伟大社会革命",应对当今人类文明的重大挑战。中国的文明方案在新时代彰显了人类社会多样性,开辟了和平发展新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示范,也为发达国家解决危机打开了思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将开创人类美好生活新的文明样式。

摘要：为什么道德和法律可以相提并论?它们能够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的特殊价值形态,表征着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志需要和意义追求。社会的主流价值通过制度和信仰系统维系,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合法性、合伦理性依据,正是基于正义。道德与法律建基于同样的价值根基和意识结构。康德把"道德"(与"自然"相对的"自由")学说分为"法权论"与"德性论",儒家传统把礼、法(刑)、德、政相结合,说明了结合的依据与悠久历史。法律有其价值基础,满足道德或者正义的一定条件,才能称为良法,衡平法就被认为是源于绝对的自然法则、高于人类法的"自然正义"而用来对人为法的纠正。立法家需要理解立法的艺术、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法律法规应当是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的体现。法律服务于社会目的与利益,法的规条具有内在的意蕴、精神、良知。德需要法的保障,法律也着眼于美德和人性的提升,政府有责任培养公民道德、公共德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法治德治的内涵和实现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

摘要：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关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于推进海外统战工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引领海外中共学研究、促进政党外交具有重要意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要突出讲好新时代故事,重点在于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同时,要将“讲故事”和“说道理”“塑形象”有机结合,讲好新时代故事背后的观念体系,最终是要在国际社会塑造新时代党的形象。应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打造核心话语、构建协同格局、完善传播平台等实践路径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无论是在建国方案、制度设计还是在政权形态、组织形式上,都呈现出直接移植和套用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色彩。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历史拐点上突然地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落地推进,既得益于苏维埃外来组织蓝本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之间的磨合与互塑,又得益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接续党建国家战略框架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新制度”与“旧山河”、“新学生”与“旧力量”、“新政权”与“旧书生”三对关系的调适中,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制度,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同,它不是以“原子式个人”而是以“社会的个人”为基础的。要形成社会的个人,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

摘要：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去论证规范的问题。哈贝马斯视域中的规范结构,不仅是种的生产的前提,更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动力。哈贝马斯从社会现实生活交往活动中探寻规范结构。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是他重建工作的切入点。主观际性结构贯穿于自我同一性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始终。个体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要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加以重建。个体与社会的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具有相似性,从个体发展可推导出社会进化。交往理性在规范结构的发展所达成的主体间性中发挥关键作用。哈贝马斯对规范结构的研究弥补了马克思的理论空场,主体间性结构中现实构建理性规范富于开创意义,由个体推及社会是类与个体辩证统一的积极探索。然而,哈贝马斯从生产逻辑彻底转向交往生活去凸显和发挥文化意识的重要作用难以实现;用社会组织原则替代生产方式作为区分社会进化不同阶段标准的做法使他最终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致思路向,流于对现存秩序的维护与建构。

摘要：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一重大判断为我们深刻理解新时代思政课的建设基础和发展态势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关心部署思政课建设,思政课的战略地位全面凸显,全社会关于思政课的观念认识发生全局性转变;思政课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机制实现系统性变革,整体构建起中国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治理体系;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规律不断深化,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有效贯通,实现了改革创新的引领性发展;思政课建设的关键问题得以有效解决,队伍建设与发展信心实现历史性突破。

摘要：新时代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突出反映于农村老龄社会治理之中,使得农村老龄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迫切性相较城市更为明显。因此,农村老龄社会治理须对症施策,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下,从农村老龄社会治理所需经济缺口的补齐、农村高质量社会保障的建设、涉老产业与供给的发展、老年“医养护”知识科普与养老观念培育、家庭养老功能重塑、文化养老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着手,作出适合我国农村的老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