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区开发银行的不断创建体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渐进性变革,但大国对地区开发银行的主导程度如何值得探讨。既有研究从权力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和委托—代理视角进行了较好的分析。不过大国对于地区开发银行的主导程度为何存在差异,在地区开发银行的制度形成和制度运营等不同阶段,大国的主导程度是否发生改变也令人关注。本文探讨了大国权力在地区开发银行不同阶段的影响。在制度形成阶段,大国权力对大国主导程度发挥了突出的影响。在制度运营阶段,大国主导程度变化与制度弹性有关。具体而言,若在制度形成阶段制度弹性较弱,则制度运营中大国主导程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若制度形成阶段制度弹性较强,则大国主导程度发生变化可能性较大。通过梳理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各地区开发银行筹建时期的权力资源和制度设计情况,并引入权力指数指标来测算大国在地区开发银行中的主导程度,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设,并发现目前美国在美洲开发银行中的主导程度最高,其次为美日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程度,中国在亚投行中的主导程度次之,而非洲开发银行的大国主导程度最弱。由此可见,中国创建亚投行体现了很强的包容性,并不寻求极高的主导程度,也显著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

摘要：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对华政策依然强硬,将"竞争"视为中美关系的基调。为了加强美国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联合盟国与伙伴构建"技术联盟"。该举措的目的在于谋求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维持其霸权地位、通过高科技封锁来遏制中国发展和通过"技术联盟"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以技术遏制为核心、以传统盟友关系为基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贸易、研发和规则制定等方面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为此美国不仅在国内加大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资金、立法和技术支持,还联合盟国与伙伴加强新兴技术协调,试图编织对华技术遏制的网络。"技术联盟"具有鲜明的特点,其提出背景具有特殊性、顶层设计极富战略性、联盟合作充满针对性、动员力量突出全面性、实现方式体现多层性。不过拜登政府"技术联盟"的实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体现为美国与联盟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政策的连续性存疑、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和企业通力合作的难度等。面对美国组建"技术联盟"的攻势,中国需要内外并举进行应对,既要不断推动自身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也要对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进行必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