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代,中国确立了通过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以推进现代化的外交战略。在缺乏外交筹码时,中国按照利益交换的外交理念,设计出反暗示策略:与美国拉开战略距离,以凸显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刺激美国执行积极的对华政策。美国为重建乃至维系中美战略关系,反而更加积极地发展对华关系。为保证反暗示策略的成功,中国确立了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的战略排序,即1983年底的决策会议停止了继续对美施压,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严控对苏缓和的进程,向美国澄清战略意图与诚意,并于1986年初压制下决策层加速对苏缓和的计划。事实证明,反暗示策略得益于决策者的战略定力和对外交本质的把握,促成了1980年代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摘要：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引发了中美外交纠纷,同时也削弱了"联美反苏"战略的基础,引发了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争论。部分大使和领导人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质疑"联美反苏"的战略。为维护这一战略,邓小平与美方进行了密切合作。中方认可了卡特政府以行政承诺搁置纠纷;美方极力推进对华政策,修补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恢复快速发展后,邓小平在8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权衡了对美、对苏政策的利弊,劝说决策层中止了对苏缓和,稳定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对美关系和对苏关系的可能性是等同的,所以中国对美政策是中国现代化取向、安全战略和巧妙外交艺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外交服饰是考察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与民族化特色的重要窗口,基于西方的外交实践,现代外交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国际性特征的着装规范。本论文从外交服饰这一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比对欧美与中国外交服饰的文化背景,以及新中国外交服饰对国际规范不断探索与适应的历程,阐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服饰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指出这是中国促成不同文明多元共存的一种具体行动。

摘要：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深受俄罗斯影响的欧亚地区秩序日益呈现“漂流”态势,俄罗斯地区权威受到的内外挑战日增、地区秩序不稳。欧盟和北约事实上已成为冲击欧亚地区秩序的重要外部势力,改变了地区既有权力结构,提高了地区秩序塑造的成本。就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内部根源而论,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在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地区秩序观、一体化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一定认知差异,这些差异随着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和外部势力的干预而被强化。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亚国家可通过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加强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的合作,积极寻求地区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改变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态势,重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欧亚地区秩序。

摘要：21世纪以来,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均积极利用制度重叠策略解决特定议题领域的实际问题。欧盟国家在安全合作领域进行的制度重叠产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制度重叠却使得该区域合作环境受到不利影响。有关这种差异的逻辑路径为,大国的地区竞争越激烈,地区国家越秉持“国家至上”理念,地区规范越强调共识与非正式性,地区国家针对于特定议题领域的制度重叠越容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令区域局势紧张,反之亦然。一方面,泰国原为解决水资源议题领域问题的区域合作制度被延展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但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借机推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进行竞争,地区合作环境由此受到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受地区“国家至上”理念的驱动,再加之“东盟方式”提供的便利条件,泰国和越南两国根据自身利益设计并领导了“三河流域机制”和“四国机制”,以解决水资源领域的具体问题,并进一步争夺区域领导权,区域合作环境又一次因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而恶化。不论是从结构层次还是区域层次来看,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最终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泰国和越南两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制度参与现状清晰体现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困境,这为东南亚地区未来的制度发展提供了启示。在东南亚国家处理具体议题领域事项的过程中,东盟的内外“中心性”必须得到加强。

摘要：国家安全是美国最重要的发展思想和理论,其含义和作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大系统,它与其组成部分的信息、外交等,相互影响,互相调控,这在网络时代尤为明显。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信息安全作为一种战略,经历了源起和发展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政治精英主动设计之意味。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日显重要,对于美国发展、巩固和维持其强国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信息安全亦是一把"双刃剑",过度追求也会给美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摘要：第一夫人在外交场合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论文分析了第一夫人的外交价值。并对彭丽媛的公共外交特色进行了分析,艺术家与歌唱家的身份为彭丽媛的外交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以音乐为手段成为彭丽媛外交的一大特色,她利用自身的特色很好地为公共外交服务,不仅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也用柔软的手段维护了国家形象。

摘要：中德双边投资在密切的经贸联系基础上整体稳定,但也承受着合规性因素的扰动。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正式出台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牵头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近年来,德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二者居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从制度内容上看,中国后发的制度与德国的制度设计有着较多的共通性,但各有优势和长处,并且都面临着制度协调的问题。通过对比两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可以发现对国家利益解读的变化,国家安全概念确实有泛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安全审查制度有后发优势,在原则性规定和程序简明上更胜一筹;但在制度的周密性、跨部门衔接和跨法域协调方面尚有值得反思和提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