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各种离焦设计控制近视的眼镜镜片大量涌现,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无规范统一的针对离焦设计镜片的评估方法,致使专业验配人员在对此类镜片进行选择时遇到困难。没有充分疗效以及安全保障的镜片还会增加儿童青少年应用这类产品的风险。因此,来自豪雅专家顾问团的15位近视防控专家基于当前的循证证据和实践经验,给出了一个全面评估离焦微透镜近视控制镜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建议。该建议从产品光学设计所遵循的近视防控基本原理、工业化生产的产品品质保证、近视控制有效性和安全性临床试验的证据等级、试验持续时间、是否公开发表和发表等级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阐述,并给出了长期配戴是否持续有效和是否存在停戴反弹等方面评估的建议。

摘要：新生血管是多种眼底疾病的特征性表现,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和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新生血管的形成中至关重要,抗VEGF药物是治疗新生血管性眼底疾病的一线用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存在药物半衰期短、需要长期给药才能维持有效浓度等缺点,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疗风险,降低了依从性,因此寻找一种新的眼内药物递送方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参考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泵逐渐释放药物的原理,眼部抗VEGF药物缓释系统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释放抗VEGF药物,显著减少患者的注射频率,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目前,眼部抗VEGF药物缓释系统研究仍不成熟,多种眼部抗VEGF药物缓释系统正在进行不同阶段的临床试验,根据设计原理的不同,可分为微型泵-眼外储存给药系统、可生物降解植入物和不可生物降解植入物3大类,每种类型均有自身的特点。本文就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抗VEGF药物缓释系统进行总结和分析。

摘要：目的探讨传统人工晶状体（IOL）材料及设计等因素对其球面像差特性的影响。方法实验室搭建IOL波阵面相差测量光路系统，运用Hartmann-Shack检测仪实施像差测量。将8种不同类型IOL分为2组：不同材料组（SA60AT、AR40e、S140NB、PC330UV）和不同设计组（821T、PCI55、PS53ANB、UV2265N），在3、4、5、6、7mm通光孔径（模拟瞳孔变化）下对每组内每种IOL分别进行连续像差测量，处理并分析其测量结果。结果随通光孔径不断扩大，两组IOL球面像差均线性增大，通光孔径大小与IOL球面像差呈正相关关系（r=0．6465，0．7872；P〈0.01）；在3～7mm通光孔径下，8种IOL中分别有8、5、3、2、2种总像差符合Rayleigh判断。随通光孔径增大，符合量递减。不同材料组中，高折射率丙烯酸酯型IOL球面像差最大（P〈0．01），低折射率的丙烯酸酯型IOL球面像差最小（P〈0．01），硅凝胶型及PMMA型IOL的球面像差介于以上两类IOL之间；不同设计组中，双凸（后〉前）型IOL球面像差最大（P〈0．01），凸平型IOL球面像差最小（P〈0．01），双凸（前〉后）型IOL及双凸（前=后）型IOL球面像差介于以上两种IOL之间。结论不同材料和设计以及不同通光孔径下，IOL的像差特性均发生很大变化，这为IOL的不断改进提供了参考依据。诸因素影响IOL像差的确切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正常人脉络膜厚度的分布情况并界定肥厚型脉络膜的诊断值。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对2018年4月至2021年6月在北京同仁医院招募的肥厚型脉络膜谱系疾病(PCD)以及正常人研究队列中正常者230人446眼进行脉络膜厚度分布分析,并选取其中屈光度、年龄及性别与PCD组匹配者199人382眼进行似然比分析。纳入PCD患者274例314眼作为PCD组,包括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患者133例149眼、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患者81例95眼、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60例70眼进行肥厚型脉络膜的诊断界值研究。所有受试者接受视力、眼压、裂隙灯显微镜、扩瞳眼底检查和彩色眼底照相;采用扫频源光相干断层扫描成像技术采集黄斑区9 mm×9 mm范围B扫描图像,用仪器自带TABS软件获取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预研究分区的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SFCT)值;采用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评估SFCT与年龄和屈光度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SFCT的影响因素;采用似然比检验界定校正年龄及屈光度后肥厚型脉络膜的诊断值。结果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显示,正常眼SFCT与年龄呈负相关(r=-0.34,P<0.001),男性及女性正常人SFCT与年龄均呈负相关(r=-0.43,P<0.001;r=-0.38,P<0.001)。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近视度数与SFCT呈弱正相关(r s=0.19,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屈光度是正常人SFCT的影响因素(均P<0.001)。20~39岁组、40~59岁组、60~79岁组、≥80岁组正常人肥厚型脉络膜的临界诊断值分别为320~330、330~340、250~275、200~225μm。正常人20~39岁、40~59岁和≥60岁组中肥厚型脉络膜的占比分别为14.71%(10/68)、24.48%(47/192)和28.89%(55/18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70,P=0.046;LR=6.579,P=0.037),其中≥60岁组占比明显高于20~39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82,P=0.014;LR=6.479,P=0.011)。结论正常人不同年龄中肥厚型脉络膜的分布特点不同,年龄和屈光度是SFCT变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摘要：白内障摘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是目前临床治疗白内障的常规手术方式。虽然手术技术、人工晶状体的材料和设计均已明显提高和改进,但术后与视觉相关的问题,如眩光、夜视力差等仍难以避免,影响手术效果。波前像差技术可以帮助揭示术后出现相关视觉问题的原因。本文就近年来波前像差技术在人眼研究中的应用成果进行历史回顾,并就该技术在提高白内障摘除手术疗效方面的作用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摘要：基于人眼的光学系统模型,给出了矫正近视、远视的内植镜(PIOL)屈光度和眼睛高级像差的计算公式,较之临床上使用的经验公式提高了计算PIOL屈光度的准确性。利用ZEMAX光学设计软件,对植入具有相同屈光度、不同光学结构PIOL的人眼成像质量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当PIOL中心厚度相同时,植入凸凹结构PIOL对人眼成像质量有最佳矫正效果。

摘要：目的　评价LASIK术后不同时间角膜中央上皮厚度变化 ,探讨上皮厚度变化与屈光状态之间的关系。方法　设计自身配对研究。选择 2 0 0 2年 11月 2 9日至 2 0 0 3年 1月 2 4日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屈光手术门诊进行原位角膜磨镶术病例 2 4例 (4 8眼 ) ,分别在术前、术后第 1、 3、 7、10、 3 0、 60、 90天 ,观察屈光状态的变化 ,应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 (Confoscan 3 0 )测量中央角膜上皮厚度 ,并对上皮厚度变化与屈光状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与术前相比 ,LASIK术后角膜上皮厚度平均增加了 10 7%。等效球镜度数变化与上皮厚度的变化呈正相关 (r =0 5 3 8,P =0 0 47)。结论　LASIK术后角膜上皮厚度增加 ,上皮参与了早期角膜组织修复的过程。术后屈光状态变化与上皮厚度的增减有关。

摘要：目的探讨白内障术后早期对比敏感度(CSF)的变化.方法试验组为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折叠型人工晶状体(introcular lens,IOL)植人手术的老年性白内障术后患者105例(150眼),术后1个月用FACT对比敏感度测试仪进行CSF测定.与试验组年龄匹配的门诊患者84例(150眼)为正常对照组.双眼矫正视力均≥0.8.结果白内障术后患者CSF大致恢复到正常范围,但其值较正常对照组降低.三个年龄组昼及昼眩光状态低、中频(1.5、3、6cpd)白内障术后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高频(12、18cpd)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但70～79岁组在12cpd时无显著性差异(t=1.11、0.61,P＞0.05).三个年龄组夜及夜眩光状态低频(1.5、3cpd)白内障术后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但70～79岁组在3cpd时无显著性差异(t=0.80、0.38,P＞0.05);6cpd比较各组差异无显著性.且不论白内障术后组还是正常对照组,CSF值随年龄增长均呈逐渐下降趋势.结论白内障摘除IOL植入可恢复患者的CSF,但尚未达到同龄人正常水平.IOL的设计原理对CSF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

摘要：以25W射频激光器神工SGRF-25为基础,以WinCE为系统开发平台,采用EVC4.0编写系统应用软件,通过软硬件的设计与调试,进行系统的开发。该系统使用多线程微秒定时,完成精密的脉冲宽度调制。系统主要包括激光器控制、CCD图像采集、病例管理3部分内容,很好地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开发。激光输出功率准确、稳定,界面友好,CCD图像采集成像清晰。结果提示,该系统为青光眼手术治疗提供了安全保障和便捷操作,基本满足了当今医院青光眼手术和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摘要：糖尿病黄斑水肿(DME)作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具威胁视功能的主要并发症,具有难治性和反复发作的特点。目前针对DME的临床常规治疗主要包括玻璃体腔注药、黄斑区格栅样激光光凝、阈值下微脉冲激光、球旁糖皮质激素注射、玻璃体切割手术等。虽然常规治疗对部分患者有效,但持续存在的、顽固的及反复发作的DME仍然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某些联合治疗方法优于单独治疗,既能恢复患者黄斑区解剖结构,有效减轻黄斑水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视功能,同时亦可减少治疗次数,降低总体费用等,弥补了单一治疗模式的不足,被临床寄予厚望。然而,联合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时间较短,其安全性和长期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究。针对DME发生发展的不同机制,目前仍有新药物、新剂型、新治疗靶点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如具有更强的抑制血管渗漏作用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设计锚定重复序列蛋白、多生长因子抑制剂、抗炎治疗制剂和干细胞治疗等。随着对现有药物和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以及新药物、新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DME的个性化治疗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