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行是我国法治发展形成的诉讼模式,但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启动顺位不明确、司法权僭越行政权、缺乏监管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法律未就二者衔接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由此导致环境公益救济不充分。实现两诉间的衔接不仅是推动司法发展和弥补行政执法不足的现实需求,也是在对二者关系的一般原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首先厘清两诉的适用顺位,确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先地位,并借鉴美国公民诉讼的经验,创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引入“检察建议”程序,完善环境保护的多层次责任追究机制,更好地发挥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辅助作用。

摘要：基于传统伦理观念,民法上的身体权被构造为消极性利益,与人体相分离的身体组成部分被认定为物,但是现代伦理观念转变与科技发展提出了变革身体权和身体认定标准的现实要求。身体权因宪法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民法一般人格权的改造作用和知情同意规则的迫切要求,逐渐发展出积极自我决定的权能,成为以人格发展为目的对于身体排他的自我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判断标准从物理一体性转变为功能一体性,与人体相分离的身体组成部分并非一概为物,其中仍继续发挥身体功能的分离部分在教义学上应归入身体的范畴,受到身体权的保护。目前,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对身体权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对当前科技环境下身体与身体权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而明确的规则设计。

摘要：基于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地位的不断强化,以及宪法基本价值相较于伦理价值在统一性、确定性、权威性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基本权利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已逐渐取代伦理价值成为民法人格权的主要价值基础。此种价值基础的转换在新颁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的诸多制度中都有明确的呈现。一方面,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推动着传统民法人格权的权利构造的发展和变革,人格尊严在民法上的构造从名誉权转变为一般人格权,民法上的生命权和身体权也具有了一定的积极性内容。另一方面,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等诸多基本权利也因与人格权基本价值的冲突而对民法人格权的内容产生了影响,为了满足公众的信息知悉利益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人格权的内容必须予以合乎比例的限缩。

摘要：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明标准,由于单一化的表述方式而屡受诟病。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可以仿照域外的成型经验,区别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类型,进而分配至迥异的诉讼主体。但是,这种充满建构理性逻辑的设计方案,却面临着中国特有诉讼格局所带来的困扰。鉴于公检法等诉讼主体具备的程序控制能力,"确实、充分"标准自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确实、充分"的基本内涵,并无偏倚地辨析中国刑事司法中涉及证明模式的若干特别关系,"层次化"的改造方案恐怕就是盲目且又不甚妥当的。

摘要：我国书证提出命令条款填补了强制型取证程序的部分空白,但自2015年施行以来一直未能广泛适用。《新民事证据规定》修改或增加的要件仍然过分狭窄或不尽合理,已经严重限制了书证提出命令的适用边界与制度功能。我国应当取消申请主体与证明责任的僵化关联,合理解释"控制书证"的第三人外延;在时间要件上,准用举证期限的宽缓规定,但不应延伸至诉讼系属之前;在客观要件上,采用限定化义务,扩张适用至实物证据种类,合理界定引用书证、利益书证、权利书证的范围,纠正账簿凭证替代法律关系书证的不周延体例。如此,书证提出命令的要件与边界才能契合我国法治的阶段性与制度的延展性。

摘要：体系构建和制度选择取决于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标准)取决于功能定位(目标),功能定位又取决于历史使命,历史使命依赖于时代背景。中国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具有转型期、过渡阶段的特征,历史使命是构建当代民法,服务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其功能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决定了民法典-民法总则的体系构建和制度设计需要在诸多因素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摘要：霍菲尔德对权利概念的释义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用义务解释权利,但因对义务理解不当以致对权利解释不当。其二,用一个具体的、物理性的主体行为,即“要求(claim)”解释抽象的、精神性的“权利(right)”概念。无论是在当代世界人权法文件的经典权利表述句式中,还是在霍菲尔德设计的权利表述句式中,“claim”都不能在替代“right”的同时保持句子语义不变,这说明“权利(right)”和“要求(claim)”的含义不应等同。同样,霍菲尔德对“right/claim”和“privilege”作切割性解释,既破坏了通常使用的“权利(right)”概念内涵的完整性,也不符合思维逻辑。霍菲尔德对权利概念的解释并未使理解权利变得更加简明,而是使理解权利变得更加繁奥。

摘要：知情同意原则根植于自主价值,是个人信息保护之基石。在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陷入困境之中,海量信息的批量处理、多方共享、目的不特定之频繁利用加大了有效同意获取的难度,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之地位受到质疑。生物资料库是管窥知情同意原则困境与解困之路的最佳范例,围绕使用库存样本是否需重新获得同意,存在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之争,各种折中改良方案继而被提出。革新而非放弃知情同意原则,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应然立场。知情同意原则之重塑,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理念,巧妙设计适应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从整齐划一的同意向基于信息分类、场景化风险评估的分层同意转变,从一次性同意向持续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转变,容许有条件的宽泛同意+退出权模式。

摘要：民事调查令是我国历经二十多年试点的原生性证据收集制度,在规范层面存在着主观正当性、客观合理性、程序保障性、效果有效性等问题,有必要对其申请主体与命令对象、时空阶段与取证范围、签发程序与救济程序、违令后果与制裁措施予以完善。鉴于民事调查令与书证提出命令形成竞合,书证提出命令具有公平与效率价值上的优势,若参照大陆法系将取证范围扩大到第三人和书证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那么长远来看两者可以整合为一项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依照我国充实当事人取证权利、填补法院职权取证漏洞的现实改革逻辑,民事调查令是法院将调查取证的实施权转授给律师的制度设计,具有调查取证的亲历性和能动性、实践效果的补足性之独立存在意义。因此,在防范实践理性的绝对化之后,原生性的民事调查令制度目前也可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摘要：民法典编纂中,违反安全保护义务的侵权责任是一个重要问题。安全保障义务是为了解决风险致害类侵权责任构造的制度设计,其适用范围不应限定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还应当包括其他实施具有致害风险行为的人。安全保障义务并非绝对的杜绝风险实现的义务,而仅是合理防范避免风险实现的义务,因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合理且可能。其具体内容与限度要综合考虑致害风险的大小、可能损害的严重程度、防范风险实现的成本等因素予以认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不但需要通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予以认定,还需要通过法规目的理论予以进一步限定。立法关于第三人介入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的规定,其实是一种有顺位限定的部分连带责任。在外部关系中,第三人承担全部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仅就自己的份额承担责任。在内部关系中,第三人对于超过其份额承担的责任可以向安全保障义务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