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对待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贡献,更是运用系统观念的典范。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对一定时期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顶层谋划和全局把握。从系统工程角度整体性部署党的建设经历了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直到“五加二”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变的历史谱系,勾勒出党统筹推进自身建设、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系统观念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指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发展。“五加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以重大原理性理论成果标志着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百年大党的布局形态之演变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顶层设计,及时回答好“如何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坚持自我革命,持续破解大党长期执政的深刻命题。

摘要：美式选举原则在实践中出现异化并加剧了政治极化。其中,竞争原则的异化使无序竞争取代合作妥协,造成了美国两党与民众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多数原则的异化使竞选者为了获取一锤定音式的胜利,过分关注少数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多数群体的诉求,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极化倾向。资本介入下的代表原则发生异化,使美国政党与意识形态更为极化的资本集团捆绑在一起,为了迎合资本集团的需要,政党忽视了民众的根本利益,极化倾向愈发突出。这些选举原则都是为确保选举的公平与民主设计的,但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对立面,不仅没有带来真实有效的民主,反而加剧了政治极化,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割裂。

摘要：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与应有之义。按照霍布斯设计的原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利维坦”将威胁到其作为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网络空间的存在将创设一个传统契约无法适用的领域;革新技术对政治管理职能的取代,将把其主权范围限制在纯粹的统治领域。可以确定,国家权力面对的这些困境同样源自与资本密切联结的数字巨头。而由于数字巨头具有现实的存在价值与难以撼动的社会地位,当前大多数国家俨然已经陷入既试图对其驯化,又难以抗拒与之合谋的困境。

摘要：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凝结,它不仅映射出一个地区的传统和习俗,还涵盖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艺术以及思想观念,是城市的重要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城市文化对城市文明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特别是在2024年春节前夕视察天津期间对津派文化予以了高度赞赏与肯定,提出要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强调“天津要深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揭示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指明了津派文化焕新的实践路径。

摘要：[目的/意义]面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知识服务深刻变革,文章从用户需求的任务场景出发,探讨支撑和匹配不同行业领域及其业务情境的场景式情报服务流程。[方法/过程]文章以场景式情报服务R-S模型为内核,基于多源数据聚合构建场景式情报服务方案生成与评价流程框架,简述多源数据聚合包括的主要内容及操作环节,并以某机构“俄乌冲突”装备信息快速感知专题情报服务为例,详细论述从项目的场景服务需求分析、服务要素场景化、服务方案生成到服务方案评价的操作过程和主要涉及的内容。[结果/结论]研究表明,文章设计提出的场景式情报服务方案生成与评价流程,通过场景要素识别并加以形式化表达,再采用低成本的计算方法,模拟人机交互建立组配响应关系式,生成的服务方案通过评价优选,可满足服务用户任务场景的需求。

摘要：以国家文化治理视角观之,重大主题创作既可以建立鲜明的爱党爱国的所属感导向,体现艺术工作者应有的使命与担当,又可以借助传统的弥合张力建立起对历史、民族的认知,满足社会情感需求,服务国家形象塑造,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唤起公众的社会情感,为负面情绪“归因”提供平台,抚慰大众情感,形成相对客观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文化治理视角下对重大主题创作进行细致研究。

摘要：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的民主决策不断演进,逐步进入到全过程民主决策的新时代,在程序要素上形成了全链条结构,在参与要素上铸造了全方位结构,在客体要素上实现了全覆盖结构。全链条结构是民主决策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要素共同构成,包括了议程设置、设计与制定、执行、评估、监督、调整优化等几个阶段在内。全方位结构则强调通过直接或间接、被动或主动、个人与组织等多种方式,实现民主决策主体参与的全方位。全覆盖结构注重决策领域和层次的全覆盖,将民主原则覆盖到所有政策空间。全过程民主决策在优化决策过程、提升决策效能、完善民主链条等方面取得了重要优势。

摘要：从学科属性角度看,政治学方法论既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方法论问题,随着19世纪末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推动近代哲学研究开启了技术哲学时代。在技术哲学范式体系中,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成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能够通过其“解释性”和“实践性”功能,实现相较于传统哲学认识方法更加能动和理性的作用。受上述思想发展影响,技术哲学的系统化、理性化思维不断融入政治学科方法论体系中,从而形成政治学方法论的技术哲学转向趋势。对于这种“转向”过程的解读,需要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分析在几次工业革命技术跃迁中政治学研究相对应的机械体、生物体和算法体等“隐喻”形态的阶段特征和相互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如何看待技术体系中模型化、系统化、计算化方法对政治学范式体系构建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体系表征性、解释性与试验性功能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发展的引导价值。因此,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不仅能够对技术哲学体系下政治学分析范式、工具体系和功能实现的理论机理进行深入思考,同时对于构建现代技术发展背景下政治学科体系的完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数字化赋能工程。地方政府、涉农企业、社会组织和村民等多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建设数字乡村的动力源。按照SFIC模型的协同逻辑讨论数字乡村协同建设,既是数字赋权在乡村场域的理论应用,也是数字乡村建设互动协作的实践需求。从SFIC模型的结构要素出发,梳理了数字乡村协同的起始条件鸿沟、催化领导乏力、制度设计缺陷、协同过程不畅和协同效果欠佳等建设困境。夯实资源对接的协同基础、提升组织催化效能、锚定目标适恰的政策设计、再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程序、聚焦评估与反馈兼具的机制创新,是优化数字乡村协同建设的政策工具集。

摘要：在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政务算法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公共价值如何有效嵌入和超越纯粹技术性维度,成为影响数字治理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基本理论、内涵和特征能否得到科学界定,更重要的是在运行过程中构建实现抽象公共价值与具体算法技术结合的路径。从运行机理角度理解,公共价值嵌入机制必然无法脱离算法数字化、数据化和代码化的技术特征,这也成为相关研究必须突破的基础性和焦点性问题。因此,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探寻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嵌入机制的实现路径,成为当前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领域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