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光潜引心理学入文艺理论只是更换了视野,抑或也还引出了新的难题?他理解的“心灵”是经验的,抑或是先验的?其文艺心理学的人文悲情是“悲”在注定不能实现,抑或是“悲”在起点有误?本文通过对以上三个相关问题进行逐层深入的辨析后指出:朱光潜引心理学入文艺理论后遇到的一道无从规避的难题是,他必须在经验与先验之间的足够大的张力中,在超越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问题上另辟蹊径,但他对此却始终不曾有所意识。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其文艺心理学无论是在艺术起源还是在艺术理想上都缺乏一种终极依据。对审美这一人生向度上的虚灵之真际的否认,则使他最终没能找到走出民族文化困境的道路。

摘要：王船山对礼学进行了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他区分伦理德性与政治王道,拒绝普世教化的降格殉道,主张礼教的双重性:教化君子,礼治庶民。在道学性善论下,庶民与君子、夷狄与华夏之性皆无分别,此义可间接证成清人统治合法性。因此,船山以"习与性成"之说拒绝夷狄华夏有共同待复之先天性体。"习"超出个体伦理,由民族共同体礼制所塑造。礼制需要不断损益以维系其精微平衡,所以不是一套能够为夷狄窃取效颦的政治方案与礼俗设计。但船山之思考止于理论层面,没有给出笃实可行的政教方案。

摘要：学界早已将克罗齐当做无可置疑的表现论代表,而海登·怀特对克罗齐的把握更具启示意义。克罗齐语言学、美学祈向着语言和艺术品生成中的“诗意”而不是呆滞不变的“语法”,是既强调“审美活动是赋予形式而且只是赋予形式”,又立足于言说者、创作者赖以不断创造出新“形式”的生命“实体”的。感性的表现与被表现的虚灵之真际之间的张力的被发现,使克罗齐的表现论语言学、美学露出了一道裂隙。

摘要：在探讨艺术的起源时,朱光潜的实践论美学仅就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来论说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和实践精神的掌握之间的密切关联,未免对人的实践乃是有着多重的价值维度这一人文本体事实有所疏忽,而且就异化不能有所谓美或令人起美感来区别这两种掌握,也不免过分粗略。在这疏忽和粗略的背后,则是朱光潜所理解的实践论方法对以“自由”为根罧的在对象化活动意味上的马克思实践范畴,在相当程度上的偏离。真正的实践论美学的建构尚需回味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之说,因为只有在这个处于“必然王国”彼岸的地方,才可能找到有着“实践”内涵的“美”或有着“美”的内涵的“实践”得以生发的契机。

摘要：救助处于危难中的人是一种道德义务,并且是一种不完全的义务。之所以不履行这一道德义务,主要是因为旁观者的恶-冷漠。为了避免冷漠的蔓延,督促人们履行救助义务,我们一方面要发挥传统的道德舆论与自我反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设计和法律强制的作用。

摘要：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具有特定的致思倾向。它以致和谐而存不同为目标,以讲名分而求对等为原则,以正自我而推己及人人为方法,以人的积极真情为基础,形成了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及其致思倾向,不仅反映了中国先哲们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高超艺术,而且暗合了现代哲学重视"交往关系"的发展趋势。其思想内容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不足,为当今时代建立和谐社会秩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提供智慧和启迪。

摘要：现代西方甚为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渗透在包括文化、教育、艺术、文学、哲学、消费、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消费文化也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愈发明显。本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消费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