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重要论述,不仅充分消化、吸收了既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时也批判、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分析、研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现状和人民群众需求,围绕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表现对象、文艺的接受对象、文艺工作者的职责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观点做了创新性的阐发。

摘要：《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摘要：目前,学界基本肯定了《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主旨。其实,"颂圣"与"吊明"矛盾心态下的"赞圣道而辅王化"才是《桃花扇》的基本主旨。一方面,这主旨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立场,赞清廷"圣道"和辅清廷"王化"是作者自觉的、现实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主旨体现了作者的矛盾思想:民族意识决定了"吊明"倾向,而阶级意识决定了"颂圣"倾向;同时,这主旨体现了作者重视政治教化的创作思想:"颂圣"思想回避了清兵的暴行,淡化了清兵给江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吊明"和"颂圣"思想则共同扼杀了侯李的爱情,给全剧留下乖情违理的结尾。

摘要："郯马五大调"作为一种古老的大型民歌演唱曲,追溯其发展,并不是山东省郯城、马头地区土生土长的艺术品种,也非源自一时一地,而是"传自四方,本土生根,精彩绽放",是相互交流、浸润的产物。从时间、内容和演唱形式上看,"郯马五大调"源于宋词和元散曲,形成于明清时期;从"郯马五大调"与其它"牌子曲"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看,"郯马五大调"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创作者、传播者、传播方式和郯马一带的交通、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

摘要：《史记》的心理描写分为直写法和曲写法两种。"直写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描写;"曲写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不给予直接揭示,而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予以巧妙地表现。"空白法"这种曲写手法极为高妙,有时能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绝佳效果。历史人物的写心是作者发挥丰富的想象而进行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和加工。《史记》中的写心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它大大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史记》中的写心富有意义,不但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心理,而且还借历史人物、事件写出了司马迁的"心史",所以《史记》是一部抒情之书,还有助于"成一家之言"。

摘要：依据鲁迅自我的社会观察和内心体验,找到人的本性和天理,特别是提升“人文精神”的内质,然后将己之知与情推广到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得出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规范,是其杂文“推己及人”的基本规则和分辨目标。它每每都是在“外推”和“内生”两种方式的婉转生发中得以实现。

摘要：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摘要：文化创意人才是指那些从事"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工作的人,他们是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人才的现状还远不能适应创意产业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皮影文化作为戏剧文化的始祖,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不可磨灭的地位。中国皮影艺术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而成的独特艺术品种,是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不可或缺的一颗精巧的明珠。

摘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青藏》诗集,是康巴作家欧阳美书30年倾力打造的诗作精品。全书8个部分,以青藏高原、康巴生活为载体,以人性锻造为主题,采用多种现代艺术手法,每个部分即是一部心灵乐章,八部乐章依次呈现了抒情主人公'我'的灵魂历练,不仅当代气息浓烈、中国特质鲜明、地域风光独特,而且熔炼了中外诸多文化因子,是一部敬畏自然、游于万物、成就神奇生命、锻造美好人性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