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协同学习是以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方式。它倡导通过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相互协作、互助互惠,实现预期学习目标,并构建学习共同体。数智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协同学习具有双重沉浸、深度交互、人技共生等典型特征。数智技术为高职院校学生协同学习提供了三重动力:一是场景引领力,助力学习空间变革,搭建协同学习场景;二是内容供给力,着重关注职业需求,重构协同学习内容;三是过程调控力,指向强化具身体验,调适协同学习过程。为进一步发挥数智技术聚势赋能的积极作用,提高学生协同学习质量,高职院校需要以技术架构为基,推动协同学习场景重塑;以双重需求为本,重视协同学习内容设计;以数据应用为要,加强协同学习过程优化。

摘要：跨学科集体备课作为教学准备环节的核心活动,其关键在于构建一个高效的跨学科集体备课教研组,其中,教师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成为关键因素。跨学科集体备课的过程主要包括规划筹备、设计整合和反思改进三个阶段,具体为“确定跨学科集体备课主题—组建跨学科集体备课共同体—确定跨学科融合点—个人跨学科备课—学科内跨学科备课—跨学科集体研讨—跨学科反思与改进”七个环节。跨学科集体备课实践应聚焦强化目标共识、优化管理体系以及整合优质资源三大核心方向,不断提高跨学科教学成效。

摘要：随着各种版本的新教材进入实用阶段,如何用好新教材,落实新课标的要求和理念,成为摆在所有小学英语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后简称新课标)指出,教师要探索和形成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能力,从讲解道理转向引导发现,从呈现结果转向共筑过程。鼓励和引导学生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走出教材,超越学科,回归生活,实现课程育人方式的改变。

摘要：在一般意义上,自由与强制是难以共存于教育艺术之中的,因为二者是矛盾的。不过,在康德那里,他在界定教育是艺术时,又把“强制”与“自由”同时纳入了教育艺术之中。于是,教育是自由的艺术,同时又是强制的艺术。康德看到了这一难题,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悖论。如若进入到康德的哲学文本和教育学本文中,会发现康德的自由与强制在他的“实践性教育”概念中存在着不可化解的悖论。也就是说,一方面,实践性教育是自由的艺术,但同时实践性教育又是强制的艺术,这实际是一种悖论。这一悖论的产生,与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的反动有直接的关系。

摘要：在教学设计萌生、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学校教师在教学设计领域的地位经历了从被排斥在外到被赋予教学设计者合法身份的剧变。本文以相关文献与史实证据为基础,梳理出推动教学设计领域历史演进的学习观、系统观和设计观三条线索,并以其交织互动为脉络,全面阐释了教学设计领域教师地位演变的历史进程与动力因素。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如何为教师"赋能"以使其真正具备作为教学设计者的专业能力。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揭示出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师地位的内在关联,以期对"教师作为教学设计者"这一命题的理论根源与现实进路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摘要：百年来我国图画书理论的探索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图画书对儿童的价值。依据儿童年龄阶段理论,年龄越小越需要图画,呈现出将图画书划归幼童文学的趋势。当代原创图画书不缺传统文化元素和绘画技法,却需要弥补“童性”的不足。其次是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前者关系到这种艺术形式的自觉,后者则聚焦于图画书是否是儿童文学,其观点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图画书之图画的特殊叙事功能。当代原创图画书应超越插图式表现而探索图画的叙事艺术。最后是图画书的图文关系。当代主流观点强调图文的交互作用,“无边的绘本”这一概念反对将文图“互补叙事”视作图画书唯一正当的图文关系和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图画书的生命力在于图文关系的“无限可能性”。梳理与反思我国百年图画书理论的建构历程,考辨图画书这一儿童文学样式的可能与边界,意在促进我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摘要：少先队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引以为荣的标志,其颜色象征着革命先烈的鲜血;佩戴红领巾的意义在于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鼓舞少年儿童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然而当前在少先队建设过程中,商业广告对红领巾神圣象征的侵蚀问题时有发生,通过研究“红领巾上印制商业广告”事件,可以审视商业广告进校园对少先队建设的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摘要：中国儿童图画书历经百年发展,新世纪以来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儿童图画书隐含的原创观、图文观和童年观,从根本上影响着图画书的思想意蕴和艺术表现,从而决定着图画书的美学价值。透视中国儿童图画书的观念形成与发展脉络,揭示其与图画书艺术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以新观念建构更为合理的图画书美学,对于探索原创儿童图画书的艺术边界与可能意义重大。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离开道德。道德既是人工智能理性的整合器、人工智能发展的导引器,也是人工智能犯罪的抑制器。人工智能在让人类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价值迷失、道德秩序紊乱、道德责任消弭、道德自由衰落、道德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道德迷思。为此,要通过强化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培养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道德推理能力来捍卫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智能时代道德的运用者和审视者;要设定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道德圭臬,促使价值理性回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要通过优化算法设计、规范算法使用、强化算法监督等多种途径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算法合法、公正、透明,从而有效维护智能时代的道德秩序;要将道德原则嵌入智能机器设计,赋予人工智能道德感,从“关系转向”的视角重塑和谐共融的新型人机关系,进而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双赢局面。

摘要：当代中国,农村“城镇化”与群众“市民化”进程加速。现代性扩张带来的冲击不同往常,异质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农村蔓延,农村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物质支撑与智力支持并举的巨大转型。国家权力、社会力量与村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化育工作,通过教育宣传、引进乡贤和构建新型共同体等有效促进了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但是,人文环境恶化、内发变迁缓慢、关联变迁遇阻等农村社会生态问题和化育实践困境依旧普遍。这种总体上的困顿也期待国家层面的高端引领、先进策略的科学设计和基于现实的多维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