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是为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中的“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而设,法院作为规则运行的实践者,更关注该规则的社会制约条件和可能产生的适用后果,适用时较为审慎和保守。对于制度设计的“构成标准”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严落实”等异化情形,通过将优势证据标准作为证据妨碍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降格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司法启动条件,裁判文书对优势证据的充分说理,强化优势证据标准的准确适用,在“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间寻求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制度价值和司法技术,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贡献一剂良方。

摘要：数罪并罚作为对一人犯数罪行为予以并案处罚的刑罚制度,适用前提是并案审判;而并案审判的前提,则需要首先解决案件、行为人如何移送、谁向谁移送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移送规则的空白,经常出现被告人的多个犯罪案件移不出去、也不愿接收的现象,以致基层法院审理的绝大部分案件很难完成数罪并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经常发现侦查机关消极等待行为人服刑完毕,再以单独案件起诉从而将数罪并罚虚置化的变通做法;在审理案件时,也经常因被告人被异地立案侦查起诉,正审理的案件只能采取将数罪并罚协商化的办案模式。由于数罪并罚案件缺少重要的诉讼程序环节——移送规则,以致他罪追诉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跨省、市、区的一人多罪案件时,享有广泛的移送与否、接收与否的自由裁量权,这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与司法公信都是极为不利的。本文通过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比较在便宜行事规则下,将数罪并罚虚置化和协商化两种变通办案模式的成本收益,最终得出以数罪并罚根本落实为出发点,兼顾法的公正与效率要求,实行分案审理和制定移送实施细则相结合的解决路径,并提出了审判中心主义原则下由法官保障数罪并罚制度落实的赋权设计。

摘要：自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提出建立专业法官会议以来,其作为实现法官独立办案并确保法律适用正确的咨询机制因在实践中规则不一、问题颇多,"咨询"功能发挥不理想。这一方面缘于专业法官会议自身设计偏差,另一方面实践滋生出"个别讨论"这一更为灵活便捷的咨询方式。因更为契合了法官需求,"个别讨论"已成为法官使用最为广泛和频繁的咨询方式。为同时确保"个别讨论"的灵活性与规范性并行,本文引入"医疗会诊"模式,通过比较分析"个别讨论"与医疗会诊的行为模式特征,在加以融合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更契合法官需要的"专业法官会诊"机制。基于需求多样性之考量,"专业法官会诊"可设置初级、中级和高级三层咨询模式,以"个别讨论"为基本形式,法官可根据案件疑难程度自主判断、开启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