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在设计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其创作物著作权的认定成为设计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从完善设计领域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认定的必要性入手,强调了人工智能有可能使文化的繁荣与多样性面临威胁。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认定困境发现,存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定性、人工智能创作主体资格的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的认定三大困境。对此,文章提出完善人工智能创作物构成作品的认定条件;明确著作权创作主体资格标准;完善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的认定规则的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认定规则的完善路径,以更好地保护创新成果,推动设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任务,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了解相关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治理效能,系统运用制度语法学工具、辅以制度类型学方法对选定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具有身份规则、边界规则、选择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和报酬规则等特征。其中,实施层面主体地位和权责缺乏清晰界定、技术型主体准入规则缺失、政策弱规制性、实施层面主体自下而上信息反馈路径缺失、村民等主体的非决策性、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未向下延展等问题较为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实施层面主体权责规定、明确技术型主体参与治理的选拔程序、增强规则性陈述、健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路径、赋予实施层面主体以行动决策者地位、促进多主体行为正负激励机制结构化等方面,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摘要：社区低碳治理是低碳社会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对技术中心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碳治理失能的有效补充,其中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参与低碳协同治理的行为逻辑,以及他们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互动尤其值得关注。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框架,对青岛市319份社区居民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社区居民参与低碳环境协同治理中,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均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正向影响,协同过程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青岛市社区居民参与低碳协同治理已初有成效,但居民的认知及参与积极性,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参与度,制度设计参与的开放度,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度,居民意见表达的有效性等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摘要：在未成年人使用App软件过程中,准确理解与严格遵循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至关重要。通过对24款App隐私政策协议中未成年人使用条款下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的落实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着年龄保护范围不一致且缺少分层设计、监护人非理性决策、知情同意虚设、撤回同意规范不清等问题。基于法益保护界分模糊、监护人“理性假设”尚不明晰、识别提示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分析发现,要发挥好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在App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应当针对性地从立法上强化法律规定、司法上区分设计场景、实务上优化技术路径以完善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落实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及相应法律条款的具体适用,促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摘要：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摘要：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强力引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和重要着力点。“人工智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创造新的价值,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活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国民经济各领域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中国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为此,需通过加强“人工智能+”顶层设计,强化其核心引擎与引领作用,增强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的赋能效应等方式,加快建立“人工智能+”研发体系、产业体系和政策体系,在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作用。

摘要：耳机是“聆听”这一古老人类文化数字化的产物,青年的耳机依赖折射出这一群体独特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与理解青年的耳机依赖,从媒介装置的入射角研究耳机在正、反连接方面的技术调节作用和过程。研究发现,耳机依赖已经溢出了对于媒介“再现”功能依赖的范畴,演变成在由耳机集聚的媒介组合中的媒介实践,青年的主体性也是在关系的连接和断裂中被媒介建构和生成。这一结论有助于反思传统的媒介素养理论,应以生成性媒介生态学为视角,走出媒介的表征和环境,对于突破当前青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瓶颈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多维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摘要：近年来,在房地产销售市场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为了销售楼盘、提高利润、加快销售进度,在营销过程中不断加大对商品房的广告投入以吸引客户购房。在此过程中,部分广告宣传存在夸大、虚假宣传的情形,导致房地产企业主体可能承担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虚假广告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本文就这三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分析房地产虚假广告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明确各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及对房地产企业主体起到的警示作用,使得房地产企业主体形成法律风险的防控意识,以期对稳定房地产市场秩序产生一定积极效果。

摘要：莫言《红高粱》自问世以来,先后被改编为影视、戏剧、舞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传播范围,提升了小说的影响力,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进程。《红高粱》在不同艺术形式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电影《红高粱》通过色彩艺术和“减法”改编强化了生命主题和反抗精神,电视剧《红高粱》则通过丰富主题蕴涵和增强戏剧冲突取得更为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戏剧《红高粱》借助唱白舞蹈等艺术形式刻画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舞剧《红高粱》则编排创意舞蹈动作、运用道具传神表现生命意识和反抗主题,美术《红高粱》以油画、剪纸等形式表达爱国情怀和艺术共鸣。在改编过程中,莫言《红高粱》所承载的故事文本、文化意义随文艺形式、艺术载体发生变化。《红高粱》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改编的典型个案,其多重艺术形式的改编体现了当代小说的传播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