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异构的,中国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同构的。通过对家国关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中西方都存在家国关系的异构或同构现象。中西方语境中"家"和"国"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家国关系论主要关注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私领域与政治国家公领域的区别与分离问题。而在传统中国,"家"与"国"的含义比较复杂而且变化较大,家国关系远不只是私领域与公领域的简单关系。家国同构论以血缘宗法、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为基础,强调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家"与"国"的功能和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关系及其理论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应当以契约法治、个人权利和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为依据,构建新型家国关系及理论。

摘要：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型公共文化建设,一种是以农民个体或集体为主体的内生型公共文化建设。外生型公共文化建设通过政府直接供给、服务外包、政府补贴、政策支持等方式,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内生型公共文化则以农民个体、村集体及村庄文化团体为主体,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和开展文化活动。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政府与农民有各自的出发点和需求点,总体可以概括为"大一致、小矛盾"的关系。为此,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即改革供给方式、改善供给内容和建立健全需求表达与反馈机制来延续政府与农民供需关系中的一致性,缓解其中的矛盾。

摘要：议事协调小组的有效运行是中国政府在政治实践和政策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不仅是中央政府治国理政的方法,同时在地方治理和改革中也成为中国特色政策执行的实践工具。作为中国特色政策执行工具的议事协调小组,其运作逻辑以及治理绩效如何?是文章研究的问题。文章在梳理议事协调小组历史镜像的基础上,将其定位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在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下,文章发现,议事协调小组作为一个科层化权威嵌入的矩阵结构,通过会议动员、责任重塑和督查督导机制的运转,构建了一个新的“目标-激励-约束”治理结构,最终这个新的“领导-执行”系统的运作能够有效解决政府或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利益碎片化”“制度性壁垒”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同时,由于其运作逻辑泛化使用和组织结构,使得其带来了新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等非预计性后果。

摘要：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能力,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政治势能”视角切入,首先从历史变迁逻辑梳理了议事协调机构发展的内在规律,认为其政治价值在于其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势能”推动党的领导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平台;其次从“政治势能的价值载体”和“政治势能的行政运作”两个方面具体诠释和重构了议事协调机构的制度逻辑;最后从“职能法定化”“理顺央地关系”“建立评估制度”“平衡治理制度和‘小组机制’关系”等维度对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优化的实践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将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以惩治腐败、制度建设、政治教育为主要方式的党风廉政建设格局。腐败与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具有高度关联性,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治理转型才能有效克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增强党的执行能力,强化公职人员的公共精神,袪除交易原则在政治领域的不良影响;既要通过惩治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通过改革铲除腐败土壤;既要用法纪限制公务人员的权力符号、生活待遇及经济行为,利用智能化手段使腐败无以遁形,又要通过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人民情怀,提升其官德、公德和私德,通过人文薰修和教育化导达到心灵唤醒和价值重塑的目的,带动党风民风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优化。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实际上是改造小农生产的过程。其具体实践可以视为在经典理论与经济社会现实中、在集体统合与小农自主间不断寻求平衡。最终,小农改造形成了消灭式改造与升级式改造两种模式,前者有很强的生产力限制和地域限制,后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根据地域特色开展实践,并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但小农户对现代性要素接纳能力的不足可能影响这一过程,所以应设置必要的过渡阶段以降低风险。

摘要：作为土地征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主体,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征地进程和征地后果。通过对三个主体在征地中呈现的发展逻辑、中介逻辑和抗争逻辑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农地非农化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利益,而当前征地冲突的发生也是源于各主体对于增值利益分配的共识难以达成。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话语权不平等,难以形成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为此,土地征收的有序推进与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需要从法律维度、利益维度与主体维度上统筹协调,明晰土地利益关系,找准利益平衡点,缩小主体博弈空间,以达到三重维度间的深度耦合。

摘要：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