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经典诗词、经典叙事类作品、经典抒情散文以及其他类型的经典篇目中,突转手法的运用都是较为常见的。此种手法一方面能够凸显和强化转向之后的写作内容,另一方面,也能从艺术上给读者一种特殊的审美享受。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赏析突转手法在经典作品中的运用,品味其产生的艺术效果,这对提升他们的文本解读能力乃至综合的语文核心素养,都是很有好处的。

摘要：与原著相比,一些电影叙述内容单薄无力,表达暧昧,视听觉影像媚俗化,虽然暂时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对电影的长期发展毫无好处。电影制作方与观众方不是对立关系,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娱乐性也不是对立关系,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双向建构的特性。电影应当将特色鲜明的影像运用、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性塑造、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挖掘展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健全的充满生命的影像语汇。

摘要：在阐释什么是表演之前,需先确立两个理论前提：第一、表演在戏剧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第二、表演可以作为一个文本.接下来从文本产生的条件出发揭示了文本作为一个“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式完整的叙事系统而存在的现象,由此结合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的解释,通过对于行动的叙事学意义的挖掘,表现了表演所具有的符号学意义,从而在本质上界定表演就是叙事.为了进一步论证,先考察了一般叙事的构成和特征,接着由于表演的特殊性而确认：表演就是以身体为媒介所进行的叙事.但是,任何一种不能给出反证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的理论,于是笔者通过对戏剧的一般特征与规律的反思对此进行了反证,发现这一理论确实在解释空间上有很大的开拓性,尤其是表演具有的符号学意义的揭示.

摘要：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徐玉诺的轶闻趣事在家乡鲁山一代广为流传,形成民间系列故事。在民众讲述的故事里,徐玉诺的形象与以往学界的认知相比发生了改变,主要集中于三种类型:先知先觉的预言家、扶危济困的穷人保护神、才能突出的现代文明播撒者。究其原因,徐玉诺传奇人生经历是故事形成的叙事基础,同时民众在讲述过程中受制于民间传说故事文类特点的内在要求,会不自觉运用夸张、想象、巧合等艺术手法,或对故事情节传奇化,或突出人物的某些品性,使其更具教育、审美价值。总之,民间视域下的徐玉诺形象具有一定历史因素,亦不乏民间故事的类型性和模式化,呈现出历史与文学交融的真实。

摘要：教材分析:此课为统编版《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第三篇课文,为自读课文。因此,教学过程须充分体现“三主”思想。本单元选文均为经典文学文化作品,即“定篇文”。所以,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方方面面深入、细致地挖掘、领会作品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

摘要：对小说结构的研究是小说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小说的文本组织方式和运行姿态。因此,无论中西,历来的小说理论都对小说结构进行了论述。梳理中西文论关于小说结构的论述,有三种小说结构的研究模式:创作论模式、语言学模式和交流模式,而且这些模式都伴随着文学理论的研究转向。纵观小说结构研究的历史与方法,发现所谓的理论原创都离不开丰富的文学现象,这就提示我们,拥有丰富文学资源的中国也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自己原创理论的研究。

摘要：乔叶作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唯一70后女作家,其获奖作品《宝水》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与好评。《宝水》中呈现出的新时代特有的乡村巨变元素、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当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脉搏相契合,而作品中豫北地域方言书写更是独具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大量运用豫北地域方言和俗语写作,呈现出鲜活的乡土气息;二是豫北地域方言俗语参与文本的章节建构,许多章节都以方言俗语作为小标题,该节就围绕着这个标题展开叙事,舒缓地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三是整部小说在时间、空间、民俗文化、内在意蕴等方面呈现出一个潜在的“圆”形结构,而这一文本结构的形成离不开方言俗语的参与;四是豫北地域方言的书写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

摘要：“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是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为贯彻和落实这一理念，新课标教材在选文、单元设置和练习设置上做了许多精心的设计。然而从教材编写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设计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课文后所附练习。鉴于此，本文试从“自主、合作、探究”三个维度，考察人教版初中语文新课标教材练习系统设计中的问题，以为教材编写修订提供参考。

摘要："逸品"一词出自唐李嗣真的《书后品》,其把"逸品"列于九品之上,视为书法评定的最高等级。李嗣真说"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而登逸品数者四人,逸之为末,

摘要：“近情”就是指做人近乎情理、通情达理,它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近情”论是林语堂的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一种鲜明的美学追求。他在《生活的艺术》中专门就“近情”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并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近情”精神。林语堂为自己的“近情”理论寻找到的注脚人物就是苏东坡。林语堂著《苏东坡传》借以表达自己对苏东坡的精神认同。林语堂和苏东坡在对待家人和他人方面都体现了一种“近情”精神。“近情”是二人精神的一个契合点,也是二人均受世人敬爱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