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介入权是确保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合理、有效转化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具体法律实践中,政府介入权却面临着概念解释模糊、执行程序冗长、实施效果不佳的质疑。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具有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但是为了避免政府介入权的恣意,相关制度设计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满足介入权法定、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正义三个原则。从法治高度审视我国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存在介入主体不明、介入事由模糊以及介入程序缺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明确介入权行使的主体要件;细化项目资助单位认为有必要或依合法申请,启动政府介入权的条件;同时,应增加介入权行使的程序规范和救济机制。

摘要：现代社会中,来自人类自身的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的根本性来源,大规模侵权正是风险社会中的一种极端表现,以补偿性损害赔偿为主的制度设计正在受到来自风险社会的冲击。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害应当成为侵权救济的重要目标,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惩罚、威慑功能与遏制大规模侵权的目标相一致;在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当考虑责任构成要件的特殊性,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所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可责难程度、补偿性损害赔偿的金额等多种因素。

摘要：外观设计在专利失效后可能面临著作权、商标权、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的多重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已经认可了外观设计的多重保护,并且多重保护并不妨碍竞争,招致诉讼。然而,不能无限扩大权利保护冲突的范围,应当在有限的权利空间下对权利冲突进行调和。具体而言,著作权的保护应当被排斥在以原有外观设计专利权使用的形式之外,仅在单纯的著作权意义上使用才能形成有效抗辩。商标权的保护以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保护为主,并严格限制在同类保护情形下。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的保护应当合理排除功能性包装装潢的使用。

摘要："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地方政权体系,真正解决基层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目前面临的道德风险和法律困境。这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唯一选择。

摘要：两百余年"天衣无缝"的美国宪法自始至今却没有设计紧急状态条款,这导致紧急时刻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涉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比常态下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地解释。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摒弃了遵循先例的普通法传统,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自由裁量了诸多敏感的宪法争议。

摘要：孙中山的政权设计理论,是孙中山对民国政府进行理论再造的思想主张。孙中山的政权设计理论或多或少在民初政治实践中被追随信仰,并被遵照颁行,体现了其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和外在合法性。孙中山对政权设计理论的改造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以权能分治为政权来源的基础,民权与政权保持一种平衡而非制约。对政权而言,坚持五权分立,但并不是五权制衡,人权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在民权中得到厘清。而且制衡在政权设计理论中始终不是主线。为建立全民政治、推行直接民权,孙中山借用了地方自治理论,但并未对乡村政权建设详加设计。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体现了政权设计的经济追求,旨在培植中产阶级,形成民主势力,进而实现全民政治。不过,由于其过于看重万能政府之作用,致使政权始终处在民权之上,民主政治只能暂缓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