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摘要：为使我国智慧化养老服务模式更为先进可行,需加大5G物联智慧化养老服务模式宣传推广力度,使更多受众得以接纳并践行该模式。同时,应加强监管,规范该服务模式发展标准,保障老年人及经济主体权益,完善5G物联智慧化养老服务模式实践体系,助推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科学发展。

摘要：顶层设计、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是我国领导人和会议文件在不同时段提出的不同概念。它既是为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做出的高层回应,也是对国家建设进行的远景规划,分别指明了后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发展方式及战略任务,其中心内容是在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实现公平正义。明确三者的各自内涵和相互关系,有利于厘清今后改革的思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摘要：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指恐怖组织或者恐怖分子以网络为媒介实施,或者以网络为攻击目标,具有政治指向性,旨在制造社会恐慌的各种犯罪行为,主要有目标型与工具型两种类型。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可以基本涵盖这两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但仍存在完善空间。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此类犯罪,今后立法可以考虑将纯正的恐怖主义犯罪集中规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一章中,并增加实施恐怖活动罪,将间接煽动行为纳入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范畴,并设计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摘要：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巨大差异,中西方对行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着明显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受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影响,其传统行政文化未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当前的行政改革,中国除应向西方学习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执行力和内外监督来整肃官纪,并在此基础上重塑自己的行政文化。

摘要：现行立法以企业权利优先的产权激励方式和以企业为主导的奖酬激励方式,存在制度缺陷,造成激励失灵。完善职务发明激励制度的进路,应从职务发明企业与职务发明研究人员两类主体利益出发,对职务发明财产性权利束分别进行利益重新配置。对企业激励而言,需要以政府为推动主体进行职务发明产业化的基础配套制度设计。对激励研究人员而言,应首先尊重企业与研究人员之间意思自治,但亦应设置法律底线防止侵害研究人员职务发明权益,并实现国家知识创新积累的公共利益目标。

摘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日益深化,加强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对大学生而言,这既要包括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也应体现出鲜明的群体特色和时代特征。当前,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制度上,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和缜密的顶层设计;实践上,教育创新不足,现实与理论各行其道。为此,需要从个体权利、公共利益两个方面,通过法律素养的提升、社会实践的强化以及配套教育改革的跟进,实现率先突破。

摘要：学界通说认为知识产权质押是权利质押,知识产权质权是权利质权;且为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的立法肯认。通过分析,质疑通说,澄清了知识产权质押的法律性质,纠正认识误区,并指出现有担保法律制度按照"物"的理念和认识来设计知识产权担保制度存在根本的理论缺陷,为发挥知识产权应有价值,提出应将知识产权担保制度从现行担保物权法律制度中独立出来,回归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安排。

摘要：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普遍规模小，自有积累资金不足，融资需求强烈。然而，文化创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居多，实物资产较少，很难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正面临融资难的现实困境。如何帮助文化创意企业走出困境，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具有现实紧迫性。

摘要：老龄化背景下社区福利治理以长者服务为重要内容和手段。以广州市h街社区长者服务体系为观察案例,从微观行动者及其互动层面探讨内城区社区福利的治理状况,发现街区的长者服务体系未达预期的福利治理效果,其深层原因在于街居层面福利体系所涉及的各行动主体间处于割裂状态,未能有效整合成一体化机制来实现“1+1>2”的效应。未来需加强社区公共性平台的建设,推动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设计,破解主体间的割裂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