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闻一多对李商隐的评价经历了"指责—推崇—批评"的数次转变,闻一多态度的游移与其文化心态、艺术观念及诗歌批评标准的变化关系密切。早年闻一多怀抱儒家治世精神,重视艺术的实用功能,以人格批评法评价李商隐及其诗歌。留美后的闻一多对西方现代启蒙文化和唯美文化兴趣日增,倡导艺术至上,从唯美角度品评义山诗歌。后期闻一多的文化心态、艺术观念呈现多元化,对李商隐的认识渐趋理性成熟。由最初主观、非艺术的态度到后期客观、多元化的评价,不同时期的闻一多在李商隐评价上表现出多种面孔。晚年闻一多在李商隐评价上更为理性客观,他的诗评兼顾时代、人格、艺术、社会等多种元素,从而显现出时代性、人格化及多元化特色。

摘要：闻一多早年接受西方唯美理论,崇尚唯美主义,并在一段时间达到极端,意欲引领潮流。而他自幼受到东方文化的浸润,这使他又必然继承中国诗学传统,坚守中国的地方特色。留美期间,他提出了"中西艺术结合"的诗学观点;留学归国后,他提出了"三美"原则。闻一多的"三美"原则,是他既借鉴西方唯美主义理论又继承中国诗学传统并有机结合的完美体现;其《死水》一诗,则是他中西艺术结合的诗作典范。

摘要：古代小说中的韩愈是一个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同时又经过小说家发挥艺术想象力加以再创造的文学人物。伴随着两次被贬岭南的苦难经历,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复杂多样:有忠而见黜的委屈与命途多舛的怨嗟、士大夫失位的沮丧与英雄末路的惶悚,也有临危处穷的绝望与性命不保的忧惧、牵念家人的痛苦与心存魏阙的煎熬、渴求慰愍的凄恻与颠连无告的哀怆等等;其演进的过程也有一定的线索和脉络。至于韩愈在小说中变成一个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研讨古代小说中的韩愈形象与韩愈心态,对于开拓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探索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的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影响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摘要：闻一多和王尔德都曾强调艺术形式,追求愉悦作用,推崇艺术本身而反对表现道德。但他们对美的表现和本质认识不同。王尔德追求美而不真,属于美的偏执。闻一多则把真作为美的前提,崇奉美即是真和真即是美。王尔德颠倒艺术和生活的主从关系,闻一多却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王尔德的创作是唯美与颓废融合,闻一多却只唯美但不颓废。王尔德在个人表现方面极不严肃,闻一多却特别拘谨。我们将闻一多和王尔德进行比较,最重要者是要将辨别假丑恶和真善美作为评价坐标,以之增强我们核心价值观及其判断力乃至道德责任感。

摘要：济慈对美之理念的追求,深深影响着闻一多。他追求诗之美的灵魂,亦追求诗之美的形体。而对诗之三美理论的提出,表明其对美的追求达到极端,这是对济慈诗学理论的超越。受济慈诗之优美音调,瑰丽色彩的艺术纯美影响,闻一多的诗作也体现济慈美真合一的艺术思想。但他的诗受影响于济慈,同时也超越济慈,这主要表现为诗的三美格律运用。无论济慈还是闻一多,他们都曾把诗当作自己的终生追求。虽然济慈在英国浪漫诗史上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而闻一多在诗论诗作里,古今中外的特色都熔铸其中。若从融汇古今中外这个角度看,闻一多显然更超越济慈。

摘要：虽然徐志摩和闻一多都是格律诗派同人中的耀眼明星,但若和闻一多的爱国诗相比,显然屈居其后。比较闻一多和郭沫若二人诗作,郭诗犹如伏牛秦岭,虽虎踞龙盘巍峨壮观,但尚需雕琢。闻诗虽然没有这么大气势,但却像一座别墅群,钟灵毓秀精致美观。比较李金发的《微雨》和闻一多的《死水》,无论思想抑或艺术均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根据闻一多很多诗的象征意蕴,认为其囊括自由、格律和象征三派特色亦不无道理。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有些模仿闻诗者很难达到他诗作高度,是因为如胡适倡导新诗只学到美国意象诗派皮毛一样,却没有把握诗之真精神而缺乏艺术功力缘故。闻一多不仅在格律诗派中具有最高地位,在格律、自由和象征三派中具有最高地位也毋庸置疑。

摘要：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上均曾追求过诗画融通的闻一多,却在1928年发表《先拉飞主义》一文,批评先拉飞派的"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是艺术的自杀。他强调绘画自身之美,反对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表现思想,体现了极端唯美主义追求和对艺术功利价值取向的对抗。同时,通过批评先拉飞派的艺术型类混乱和宗教道德说教,他也含蓄地批评了当时左翼文学倡导者以革命功利取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取向。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其政治思想由保守转变为先进,并在后来做出突出贡献者不乏其人。但像闻一多那样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呼喊,从对共产党误解到跟着党走并愿意加入共产党,完成从崇奉"国家主义"到坚决推进"民主主义"彻底转变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正是闻一多这一坚持正义极具个性的彻底转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我们就应该不回避也不掩盖地承认闻一多当年曾经狂热地崇奉"国家主义"并抓住其中的积极因素,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为什么从一个"国家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以之反思我们的历史,尤其指导我们当前的知识分子工作。

摘要：闻一多曾在通讯中骂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他的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如胡梦华认为轻薄并有向恶倾向,是不道德的文学。但周作人等则为《蕙的风》辩护,认为做得就说得,并暗指胡梦华是伪君子。鲁迅更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闻一多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身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需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

摘要：闻一多和梁实秋清华前后都推崇浪漫主义,归国后都转为古典主义倾向,但却始终贯穿着唯美主义追求。前者倡导新诗的三美理论,后者则坚守文学的人性价值。因为他们都是承继古今借鉴中外的优秀理论家,这才铸就他们留待文学史评说,并永远也说不尽的重大理论,且敢于引领潮流挑战权威。但闻一多最终又由唯美艺术追求者,转变为功利文学强调者,发展为时代的鼓手。梁实秋却始终坚守古典主义追求。即便在抗战烽火中,仍沉浸在《雅舍》,随想着他之《修养篇》等。他们的最终差异,最重要的是梁实秋没有闻一多那种"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的高尚情操。其在阶级矛盾尖锐年代主张节制而反对阶级斗争,这就必然不合时宜。闻一多适应时代潮流需要,他虽然献出宝贵生命,但其生命不死,必将彪炳中华民族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