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本文聚焦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的特征,集成客观视角下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以揭示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香港地区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科创功能供给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框架制度优势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和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科创要素的供需关联性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②港资、较大规模和创立年限更久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创要素,内资、中小规模和新创企业对香港科创要素的需求呈减弱态势;③香港地区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优势体现在竞争力、国际接轨和国际视野,劣势在于高成本、粤港相互了解有待深化和合作机制不够健全;④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新经济格局下香港地区的功能转型、中观层面“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特性、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影响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

摘要：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国家战略层面密集部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和构筑新兴产业链的重要支撑。鉴于现有研究对城市空间尺度“新基建”影响新兴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关注有限,该文分析2011—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新基建”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特征,揭示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取得快速发展,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②城市“新基建”综合发展水平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应用层、中游技术层和上游基础层,推动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③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效应在空间上主要凸显于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影响程度在城市群发展梯队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超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空间异质性,第一梯队城市群正成为城市“新基建”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摘要：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回顾并对比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国外研究起步早、进展快、主题多,持续深入拓展,国内研究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2019年以来在经济管理学者主导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②国外研究基于批判性视角和需求端,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社会–空间不平等和弱势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国内研究强调功能性视角和供给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总体而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国内外研究议题相近但研究重点、视角和导向相异。展望未来,建议:①平衡供给和需求端的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强化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系统性;②将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地理学既有理论框架,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③充分挖掘地理学综合性优势,引领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摘要：中国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正迈向“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城市群肩负着内循环增长极、辐射源和双循环战略支点的双重使命。现有研究对核心城市群高科技产业带动内循环的空间格局及其政策启示的关注尚显薄弱。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深度融入外循环的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刻画并对比其战略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汽车、家电)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科技、智能机器人、新材料)在区域内部和外部(带动粤东西北、泛珠三角、全国)的多尺度空间联系,总结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产业多尺度空间联系以经济发达地区之间为主,区域内形成以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为主轴向周边辐射,国内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4大国家级城市群为菱形结构顶点、中西部省会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战略性支柱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了更加稳固的菱形结构顶点支撑和城市区域化溢出及区域间联动进程,辐射带动的地理范围更广,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外的产业功能分工也更加完善;③建议以菱形结构作为内循环的基础空间架构,构建城市、区域、国家多尺度空间相互联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的多尺度嵌套和梯度循环并存的内循环空间格局。

摘要：“飞地经济”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以点带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但亟需破解“飞地经济”产业协同弱、与地方城镇化发展脱节、利益驱动机制不足等问题。文章借助共生理论,分析“飞地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和互利共生机制,基于“飞地经济”的特点,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产城共生单元-利益共生机制”的“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实证上,以广清经济合作区(广德园)为案例,探讨其发展历程、驱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产业移植化孤岛化、产城单元割裂、利益锁定与权责错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立跨区域“飞地经济圈”、建立产城资源链接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从非对称互惠共生迈向更高水平的对称互惠共生。

摘要：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摘要：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摘要：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时空演变规律,探讨地方政府在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的策略性互动形态,有助于制定更加精确的对策建议,促进产业生态化协同转型。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间产业生态化水平的差异不断增加,具有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②产业生态化转型力度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由空间不相关向空间显著集聚转变,局部区域表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与产业生态化水平的空间错位程度不断增加;③2010—2014年空间策略性互动形态表现为无策略,2014—2019年空间策略性互动形态表现为模仿策略。最后,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摘要：为提高人防业务处理和人防信息管理与共享服务的效率和能力,增强空间分析和空间决策支撑水平,本文探讨了基于WebSocket和Geo JSON的Web GIS实现,针对人防业务开发了广东省人防公共服务平台。平台具有基本地图操作、人防业务处理、人防信息管理和共享,以及基于人防业务的空间分析功能和空间决策支持等功能。

摘要：为了解决人地矛盾,在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快速发展的契机下,研究利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远程数据采集技术、GIS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实现农情信息的实时采集、综合利用,构建基于"3S"的精准农业管理系统。系统的构建包括农情采集终端硬件设计、农情采集终端嵌入式软件开发、精准农业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