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自动驾驶碰撞困境的应对,法哲学上已有电车难题的讨论和因此引发的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在此基础上,应将其价值选择的正当性延伸至碰撞法则的具体设计和相应法律适用上。通过紧急避险与社会连带性的观点可论证自动驾驶在碰撞困境中的危险承担义务。在对生命的攻击型紧急避险中,在自动驾驶负有危险承担义务的要求下,造成无辜的交通参与人的生命侵害不成立紧急避险,只能在侵害使用人或乘客的最低限度内采取必要的避让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使用人与其他交通参与人的安全;在对生命的防卫型紧急避险中,基于引起事故危险之人有危险承担义务,自动驾驶对其造成生命侵害可成立紧急避险;自动驾驶与使用人或乘客基于信赖关系,可期待使用人或乘客履行承担危险的义务,故自动驾驶在碰撞困境中实施不具有正当性的避险行为,不应以欠缺期待可能性作为阻却责任的理由。

摘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

摘要：传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路径依赖信息披露手段、专注销售环节,但这在金融产品复杂化时代遭遇了失灵。此困局背后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的缺陷。有鉴于此,金融发达国家近年来提出了产品规制的理念,从产品本身出发,将金融监管的触角从传统的销售阶段扩展到产品的生产和设计阶段。此变化体现了复杂金融产品监管路径的范式转移。产品规制理念的制度构造包括产品治理机制和产品干预制度,前者通过施加金融机构系列的产品治理义务,形成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后者赋予金融监管机构在特定情形下干预金融产品的权力,形成风险防范的“最后手段”。我国金融产品已逐步迈入复杂化时代,消费者损害风险骤升;针对当前金融产品规制缺失的现状,我国应结合国情并参考国际经验,构建完善的复杂金融产品规制体系。

摘要：通过对既有在线诉讼质证方法的现状考察发现,我国在线诉讼制度存在质证形式化、诉讼参与人独立性存疑、法官心证形成受限以及异步质证对直接言词原则存在冲击等问题。未依循新型的庭审理念、简陋的审前准备程序、法官及诉讼参与人未重视特有技术的应用是该问题的成因。我国应将集中审理原则明确为在线诉讼质证的基本原则,同时对直接言词原则予以重塑;我国应在区分在线诉讼同步质证与异步质证的基础上,根据两种质证方式的不同特点对具体制度予以分别设计。就具体制度要点而言,同步质证规则应注重保障证人证言的独立性和激发质证制度对争点整理的效用;异步质证规则应将功能定位设定为对集中审理理念的落实,规则效用应体现为善用科技手段实现争点引领下质证方法的智能化和简速化。

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指导下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实行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澳门基本法》为核心构建起多层次的协商机制,对内地协商民主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应从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开始:尊重宪法作为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运行宪法设计的协商民主制度,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摘要：智慧法院建设评价体系应与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目标保持一致。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3.0版目标是打造智能化、网络化、阳光化的智慧法院服务体系。现有的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文件主要围绕该三大目标的应用成效指数进行构建,仍停留在3.0版智慧法院建设层面,且存在评价主体范围过窄、评价标准的主观性不足、评价指标欠缺合理等局限之处。随着人民法院迈入以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泛在化、自主化“五化”为中心的4.0版法院信息化建设,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机制也应与时俱进,吸收“五化”目标作为评价机制的重要内容。4.0版智慧法院建设评价体系应以使用者和接受者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评价路线,践行阳光法院的建设理念,进一步扩张评价主体范围,适当引入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主观性评价指标,设计科学、客观的量化评价指标,避免陷入“唯数据论”的评价思维,兼顾疑难个案的隐性评价内容。

摘要：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宪法》并从运行原则、制度载体、必要条件、现实保障等方面为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提供了规范依据。当前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应当坚持《宪法》规定的原则,同时通过宪法解释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宏观设计,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为协商民主的良好运行提供坚实的宪法保障。

摘要：我国监察法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的规定借鉴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它们在本质上相似。由于我国技术调查措施立法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条件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程序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的制度安排衔接不畅,等等,因此应从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和防止技术调查措施被滥用的立场出发,对我国技术调查措施立法进行完善。具体的完善思路包括:明确规定并严格限制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条件,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重构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程序,加强我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立法的合理衔接。

摘要：在现行法下,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面临作品认定难题和权属分配难题。解决这两个难题存在两条思路:一是改革现行著作权法,为人工智能创造物设计新的规则;二是不对著作权法进行特别的改革,而从实然层面解决问题,即通过不真实署名,将人工智能创造物伪装成人的作品,从而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第二条思路避开了重新设计规则的难题,但是在实践中会面临困难。同时,署名行为的影响具有复合性,其影响不限于著作权范围。不真实署名会冲击以作品为基础的社会评价机制,且存在公共安全风险。2019年5月公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不真实署名行为进行了规制,基本的规制方法是披露,即披露信息由人工智能所创造。该规则尚有待完善之处,包括披露的方式应改进、披露的范围应缩减、披露义务的承担主体应更明确。

摘要：目次一、提出问题二、“场域错置”决定因果关系认定难题注定“无解”三、证券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与社会连带责任四、我国公平基金制度的框架建议五、结论一、提出问题2018年8月24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的黄炜就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一系列方向性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