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由改编逐渐走向独创的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世代累作与文人集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由此产生,并开启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等创作流派;2.书坊主效颦复制,导致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和流派的形成,并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一定的铺垫;3.文人改写拟作,反映了小说创作主体性、写实精神与独创能力的日益增强,标志了通俗小说由改编向独创的过渡;4.文人独立创作,其主体意识和自我表现色彩浓厚,小说创作思维、创作意图、创作方法等均有很大转变,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了通俗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摘要：明清时期,小说编创与评点始终处在一种交互影响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以世情小说为例,其"末流"艳情小说的编创就是在"先师不删郑卫"、"以欲写情"和"以淫止淫"等编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其"异流"才子佳人小说虽力戒艳情小说编创的弊端,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世情小说的写实原则,引起了不少评点者的不满与批驳,致使此后的作者在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时自觉地涉笔世情,杂糅战争、侠义、艳情等内容,导致了该类小说文体的变革;至于世情小说的"主流"《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则以"描摹世态,见其炎凉"为旨趣,以写真实、合情理为原则,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终于将该类小说的创作推向了前无古人的艺术高峰。可见,小说编创与评点的互动,对小说创作史与评点史均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摘要：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产生、兴起,引起了一些文人的评点兴趣,他们从探讨《西游记》入手,提出并阐发了心性论、真幻论、趣味论与游戏论等理论主张,不仅较深入地揭示了神魔小说的编创旨趣与编创特点,而且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导、影响了神魔小说的再创作,致使神魔小说在"曼衍虚诞"的艺术描写中寓含了发人深省的"理"、耐人寻味的"真"和令人解颐的"趣",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了神魔小说的艺术品位,使其具有了较丰富的审美认识价值。

摘要：辛亥革命前夕,进化团在长江流域演出新剧宣传革命;民国元年,天知派经历了新新舞台之败后与新剧界初步联合起来。早期话剧从临时地、义务地为宣传、教育而演剧转变为营业性演剧,需要迎接商业化的挑战和自我发展的考验。任天知的演剧活动典型地体现了这一阶段性特点。

摘要：明清时期,小说接受中出现种种"不善读"的现象,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而引起不少文人的关注与评议。他们认为,导致读者"不善读"小说的原因有多种,诸如:读者受到小说文本的诱导,有意对小说进行选择性阅读,混淆小说所写的艺术世界与现实(历史)世界的差异,读小说时"各以其情而自得",不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不了解小说的意趣、笔法,等等。因此,要有效地避免"不善读"小说现象的发生,就需要对伤风败俗的小说实行禁毁或予以删改,并借助小说评点对读者进行正确的引导。

摘要：1911年到1913年是中国早期话剧的重要发展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早期话剧在官方压制中顽强地成长,与清廷的对立日益明显,所受的政治迫害也达到顶点。辛亥革命的发生使国家力量转移到武装镇压方面而无暇他顾时,新剧所受的摧残骤然减轻。民国初立,新剧迎来发展契机,活跃一时。这具体表现为:新剧在长江流域渐渐普及,内地城市亦有发展,上海演剧日趋频繁;义务性、临时性演出仍在继续,商业化演出进入攻坚阶段。1913年,在经过上半年短暂的沉寂之后,上海商业化新剧进入兴盛时期。

摘要：中国古代功臣画像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蕴含着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渗透着浓厚的国家意志,这与其赞助者—以君主为中心的宫廷有着密切关系。君主、宫廷绘画机构在创作题材、作品风格等方面影响着画家创作功臣画像。通过还原功臣画像的＂原生态＂,进一步挖掘政治意义和美术史意义。

摘要：美国著名导演D·W·格里菲斯执导的《残花泪》（Broken Blossoms,又译落花,1919年）是好莱坞关于中国的第一部重要影片,也是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之外最成功和最受赞扬的一部电影。

摘要：在各种传统艺术、技能的传承活动中,"口传心授"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语。明代解缙《春雨杂述》即云:"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空前关注的当下,作为"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载体的"口传心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戏曲研究者和艺人的话语中,它在戏曲传承中的价值也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如上海昆剧院院长蔡正仁先生所言: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受市场要求、科技发展、观众变化及电视、网络竞争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将越来越注重其"电影性",也即是视觉表现的效果,这将使电影更加影像化,成为一门近乎完全的影像艺术。其具体表现有:场面的宏大化、画面的精美化、动作的优美化及演员的俊美化。这种影像化的倾向如果处理不好会有削弱电影叙事性与思想内涵的负面影响,但处理得当的话,将会为观众带来制作精良的好看而优秀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