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在活跃的村镇工业化推动下实现了经济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趋向破碎化的城市生态空间。引入租差理论,以利益驱动为分析基础,从政府管控、经济发展、自然环境3方面,构建“政府力—市场力—自然力”的城市生态空间演变动力分析模型,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2010—2020年间佛山市南海区生态空间演变中,政府力是城市生态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2)生态用地租金普遍较低,市场力对城市生态空间的影响尚不充分,仅通过土地租金推动生态空间实施难度较大。最后提出规划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成本的生态空间网络;二是建立以降低其他用途与生态用途的租差为导向的保护与修复配套政策,引导低效建设用地通过生态修复、拆旧复绿向生态空间转化。

摘要：目前应用较广的公交可达性分析仅考虑交通网络本身因素的可达性,未能考虑公交设施容量的影响。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从应用方法优化,将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作为公交可达性指标的优化因素,以运力PTAL为核心,研究公交可达性和城市开发强度的匹配关系,分析公交可达性在广州的具体应用实践。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定空间联系为标准划分的都市圈成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适应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求,更加准确地划定都市圈,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现有都市圈划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等新方法、新理念,运用交通路网、手机信令、企业总部分支、区域投入产出和生态环境等数据,以广州市为例进行试划,进而尝试建立一套面向规划、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划分方法,为我国其他城市都市圈的划定提供参考。

摘要：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我国逐步迈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型经济发展带来了产业空间新需求。创新型产业用地作为承载创新型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具有特有的空间生产逻辑。如何引导创新型产业用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最大化发挥其空间资源的生产效能,使之与新的生产模式相适配,是城市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通过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并对其进行转译,解析创新型产业用地在创新生产模式、创新人群需求以及城市空间发展新理念等方面的空间生产特征。同时,以广州市为例,剖析其在空间生产语境下现行创新型产业用地规划管理的困境,从空间准入、规划引导、土地供应、分割运营、供后监管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环节探索创新型产业用地规划管理的针对性优化策略,以期为其他城市提供经验参考。

摘要：通过系统梳理、检视广州与可持续城市降温相关的现行技术要求,构建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方案设计—实施保障”国土空间规划导控体系,并提出融入规划用地和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的管控思路。在总体规划层面,基于规划管理单元划定热环境导控分区;在详细规划层面,创新性地探索“降温因子+措施清单”的传导方法;在方案设计层面,针对实际建设中达到降温因子要求的具体路径,提出居住、公共/商业、工业和历史街区典型场景的气候调控设计导则;在实施保障层面,从激励机制、技术规范、监管机制、资金保障等4个方面提出实施保障建议,以期为实现气候韧性目标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摘要：广州、深圳都市圈作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都市圈,“圈际耦合”是其未来成熟的发展阶段。文章基于都市圈演进规律,分析广州、深圳都市圈的空间演进阶段与现状圈际特征。研究表明,目前广州、深圳都市圈处于“圈层扩散”阶段且圈域空间交织,而穗莞惠(广州、东莞、惠州)跨界地区是广州、深圳都市圈圈域交织和邻近区域。跨界协同不足是穗莞惠跨界地区成为广州、深圳都市圈发展“洼地”,使这两大都市圈难以进入“圈际耦合”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文章面向广州、深圳都市圈“圈际耦合”的发展愿景,针对穗莞惠跨界协同困境背后的动因机制,提出生态牵引、创新并链、节点培育、制度支撑四方面的协同策略。

摘要：在国内外发展形势多变的背景下,我国众多城市迫切需要创新转型,从“三来一补”起步发展出庞大制造业集群的东莞便是急需转型的典型城市。以新的空间组织方式重构城市创新空间,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成为东莞未来要探索的重要课题。文章对比研究创新发展水平领先的美国硅谷、硅巷和我国台湾中部地区的空间结构,提炼出创新型大学引领型、都市服务引领型和创新型龙头企业引领型3种典型的“创新圈”空间组织模式,并进一步运用“创新圈”理念组织东莞的创新空间,形成“1+2+5”的“创新圈”布局,同时针对各“创新圈”特征提出差异化的发展建议,以期为东莞的创新空间优化提供参考,逐步推动东莞产业的创新转型。

摘要：本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获取了Flickr平台上2009—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地理标记照片数据,综合运用自适应参数的密度聚类法、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各城市内部的旅游热点区域,对入境旅游流网络的动态结构特征进行总结。研究发现:①各城市内部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可分为旅游功能类、特定功能类和复合功能类,粤港澳大湾区中存在明显的经济、城市功能驱动的旅游流。②入境旅游流在城市内和城际间的转移方向均呈现出趋向高级别-高功能的“趋高性”流势,在城市内部主要以复合功能类AOI为中心进行转移,拥有复合功能类AOI的城市在区域内部的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强、旅游节点地位相对较高。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间强对流主要发生在高级别城市之间,呈现出“内密外疏,东重西轻”的多层级格局。③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共存,广泛联结”的均衡化演进特征,2009—2019年间的网络密度不断加强,联系广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以香港地区为主核心,深圳、广州、澳门地区为次核心,东莞、珠海、佛山为重要节点,其他城市为一般节点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本研究兼具区域和城市内部两个视角,基于“点-流-网络”的尺度嵌套框架,丰富了区域入境旅游流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实践上可为促进区域入境旅游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摘要：城市生态廊道是新时期我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城市生态产品供应的重要抓手。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廊道面临强大的城市蔓延压力,需要寻找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尤其是对于城市近郊与环中心城地区的生态廊道,由于其相对远离城市密集建设地区,自然资源往往较为丰富,成为市民游憩的重要空间,在城市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也具有更为复杂的空间发展诉求。文章以广州生态廊道规划与实施历程为基础,以“三生”空间融合发展为目标,从生态强基、服务提质、产业创值3个维度探索生态廊道生态价值实现的规划策略,并将这三大策略应用在广州环中心城地区的生态廊道—“翠环”的规划实践中,同时提出生态廊道生态价值实现的多元化政策路径,以期为其他城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摘要：为研究襄阳市区春节期间空气污染时空规律及烟花爆竹禁放效果,利用密集空气质量监测微型站、稀疏国控站以及气象站等数据,借助高频率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浓度特征比较等方法,研究了局地尺度下襄阳市区春节期间空气污染时空变化,评估了历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止燃放举措的实施成效。结果表明:1)2018年新春佳节期间襄阳市区天气总体平稳,空气质量整体较差,受市区外围周边地区在除夕至初一燃放烟花爆竹影响,空气质量由除夕轻度转成初一重度污染;从除夕夜T 19:00开始,PM_(2.5)和PM_(10)质量浓度逐步上升,初一T 00:00过后直线升高,至初一早上T 08:00达到春节期间峰值,该时段SO_(2)和NO_(2)质量浓度也有明显升高。2)新春佳节期间局地尺度下襄阳市区PM_(2.5)和PM_(10)日均质量浓度空间分布整体较为一致,在除夕、初二至初五均呈现以汉江与唐白河为界、“南高北低”的中度以上污染态势,而初一、初六则呈现污染连绵成片、大范围覆盖等特点。3)市区外围周边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是造成春节期间襄阳市区除夕夜至大年初一空气污染突变严峻并持续至初四的主要原因;交通尾气、道路扬尘、居住商业餐厨油烟等也是春节期间襄阳市区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独特地理环境是襄阳频繁遭受空气污染的基底因素。4)近些年襄阳市区空气污染整体有所改善,这与持续采取大气污染防治举措密切相关;各年份空气污染均具有明显“春节效应”,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一般会持续3 d轻度以上污染,初四逐渐转为本地污染排放影响主导;因此,适度扩大禁鞭区域,加强精准防控监管,可有效改善春节期间襄阳市区整体空气质量。文章揭示了通过高密度站点监测网络结合高时间分辨率空间分析进行污染物空间格局刻画,可用于局地尺度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的精准识别和过程推导,并为特殊时期和污染天气下大气污染防控治理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