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防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为民众权利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司法保护,立法上必须有"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设计。行政法上的(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救济制度中的一项特有原则,属于一种暂时权利保护措施,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中都对此作了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确定的是诉讼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但从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看来,由于该项原则在立法规定上过于简陋,不仅出现立法上的冲突,也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困境,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一原则产生质疑。本文从对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检讨和反思入手,对其理论基石进行评析,在结合域外相关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明确"不停止执行"和"停止执行"何为原则取决于立法者的政策考虑和价值选择。本文在对我国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确立起诉停止执行原则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观点,并就确立此原则的理论依据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就该原则如何构建作了立法设计,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并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摘要：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股东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以及股权分化的日益普遍,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以及股东权益的保障,已片刻离不开股东知情权的行使。由于立法对股东知情权诉讼程序适用的错位,其救济功能已大打折扣。繁琐的诉讼程序使得最终的裁判结果过分迟延,实践中常出现案件虽然胜诉,但当事人权益却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本文即从股东知情权诉讼救济的这一现实困境入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检讨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程序规定的不足,并尝试通过非讼程序的引入优化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为论证这一设想的可行性,笔者从现行司法需求、公司治理理论、法经济学价值取向以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其寻找确立新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最后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股东知情权非讼程序救济制度,即通过非讼程序审理股东知情权诉讼,并在引入非讼程序的基础上,辅之以检查人选任制度,并对制度设计提出具体构想,以期对立法有所裨益。

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乡土社会所出现的各类纠纷矛盾数量日益增多,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和突出,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诉讼爆炸"的现象,非诉讼解决机制在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开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背景下,我国于2010年8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表明我国再次重视并着力发展民间组织在诉前调解的作用。民间诉前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比起诉讼制度,民间诉前调解更与一国的实际相联系,其研究与制度设计需要与一国或一地区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地域特点等各种因素相结合。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拥有浓厚家族色彩和朴素信仰的民间组织,它们大都是在独特的乡土社会文化背景下自发组织起来的,以创造和谐相处环境为存在目的,协助村民委员会参与村级大小事务,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职能参与农村纠纷协调解决。本文在我国部分新农村地区民间诉前调解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ADR解决纠纷的思想基础为研究视角,对新农村民间诉前调解的重塑提出若干具体构想,对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治理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摘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等背景材料进行社会调查,借此评估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对于法院准确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以及实现个别化矫正都意义重大。我国立法已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并未得到充分运用。高昂的调查成本与巨大的办案压力使得办案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极少启动调查制度。根据立法规定调查报告对案件判决仅具有参考价值,在法律并未规定必须强制调查时,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显然难以摆脱流于形式的"戴着脚镣跳舞"式的自娱自乐的命运。从立法上规定社会调查程序的强制启动,克服规范选择的随意性就成为解决困境的必由之路。为论证该思路之可行性,笔者分别从刑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法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了路径的正当性,并在借鉴外国立法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调查程序的强制启动机制,同时设计出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期对立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