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现行算法歧视的法律治理存在两个弊端,分别是算法歧视规制范围过宽和算法歧视规制工具的凌乱。弊端的消除应当追溯至歧视概念本身,通过区分歧视的法律维度和道德维度,呈现算法歧视的两副面孔。第一副面孔是“算法偏见”,在语义上采用法律维度的歧视,对其治理旨在解决算法当中的历史偏见问题,适用反歧视法的规制原理,对算法设计者和算法应用者施加基于社会法的结果义务;第二副面孔是“算法不平等”,在语义上采用道德维度的歧视,对其治理旨在解决信息时代的资源分配问题。对于“算法不平等”,既要尊重私法自治又要削弱潜在歧视风险,法律规制除了事后司法救济外还可以采取事中方案,通过价值维度和信任维度,对算法设计者和算法应用者施以适度的负担。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金融市场的应用不仅带来新式的信息技术风险,而且加剧传统金融风险的累积。当前,金融监管在时效滞后、对象错配以及组织碎片化的弊端使之陷入规制困境,需引入以“试错”为核心的试验型规制范式,围绕实用主义、极简主义以及演进主义的多重逻辑,指导数字金融市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规制变革。试验型规制的实施机制应以构造协同架构、廓清立法限度与设置日落条款为核心设计规范内容,在拓宽信息渠道的基础上完善内嵌于监管沙盒的算法影响评估机制,并加强外部监督与内部问责机制的约束作用,保障试验型规制实现金融业务创新发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的双重目标。

摘要：作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国际投资法和国际贸易法的规则与制度体系始终平行发展。近期,为平衡投资保护与东道国管制,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移植了WTO一般例外条款。然而,一般例外条款的国际投资仲裁初步实践显著偏离了缔约国的造法意图。仲裁庭不仅回避了具体的构成要件分析,且误读了一般例外条款的“一般”和“例外”属性,以致不当限制其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究其原因,一般例外条款在造法层面的范式突破与仲裁庭的路径依赖出现了割裂。一方面,一般例外条款引入了与投资保护相冲突的规范目的和利益平衡式的裁判方法。另一方面,鉴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裁判员群体特征,仲裁庭在条约解释上偏好客观目的解释、司法能动和排斥系统整合,阻碍了一般例外条款的功能实现。未来仲裁庭或将借鉴WTO法律实践以提升规则解释的确定性和正当性。这不仅更契合缔约国的造法意图,而且有条约解释规则的支持。然而,仲裁庭可能仅仅在形式上援引WTO判例,而忽视司法遵让、动态解释等裁判理念,或因有限的实务经验、固有偏见而难以恰当地将规则适用于个案。有鉴于此,缔约国需审慎设计“WTO型例外”的措辞,以对仲裁庭有拘束力的方式澄清潜在的解释争议。

摘要：“嵌入式”教学是一种融入过程、面向问题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与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下,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嵌入环境法学教育工作中,完善环境法学教育资源供给,推动环境法学教育模式和手段革新,进而提升环境法学人才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生态智慧与法治文明的赓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环境法学教育是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高校应当充分挖掘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新鲜素材,拓展教育教学的时空领域,构建全方位、多元化“嵌入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并积极组织开展环境法学教材的编写与修订工作。

摘要：回顾硅谷银行的闪崩与快速处置,正是追求风险处置时效性、市场化以及权威性的制度设计,为问题银行的高效处置提供了保障。从设置风险处置时限、完善市场化处置手段、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协调三个层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问题银行风险处置的制度优化建议,致力于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单体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摘要：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推动个人破产顺利开展的关键。深圳经济特区目前通过设置破产事务管理署和管理人名册的方式,采取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私营管理人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主动积极的态度,同时,公职管理人可以进行宏观层面的统筹安排,并处理市场逐利特性下被忽略的小额破产案件,弥补私营管理人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应当建立健全我国的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并从管理人资格、选任、权利义务、报酬以及对管理人的监督等方面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制度运行的立法设计建议。

摘要：基于目标置换效应,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后发现,社会组织疲于完成项目的量化指标,服务对象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和项目委托方的需求所置换,在项目运作中普遍存在形式置换内容的行为,体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文档、轻服务,服务活动化与娱乐化,服务随意化与碎片化,服务对象同质化与重复化等目标置换特征。项目设计欠缺需求调研,目标设置偏重量化指标,在执行中缺乏双向沟通机制,外部监管采用重文档、重财务的评价方式,致使社会组织为迎合评估而弱化服务成效,因缺乏资源与人才而难以进行专业化发展,出现各种目标置换问题。要破解社会组织项目运作中的目标置换问题,就需要在项目发包前进行科学的事前评估,减少合同中严格的量化指标,加强双向沟通机制建设,强化服务成效评估,以及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建设。

摘要：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物品因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条件而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其可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我国关于实用艺术作品的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著作权法存在体系性矛盾,对源于国内和国外的作品保护有差异。这引发了司法中的问题,比如概念理解有偏差、审美标准不统一、“分离”标准不合理等等。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难点在于“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界定,总结各国经验可以预见,该问题在短期内难有突破。对此,可采用“整体分离法”将实用性、艺术性和独创性的判断合为一步,提取讼争对象与“基础设计”的差异,将著作权的保护范围限定在差异部分。“整体分离法”不仅具有合理性及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也不会导致著作权的过度扩张,能够在合理确权的同时,回避“实用性”和“艺术性”界定中的争议,进而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制度。

摘要：面对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理念尚未确立、立法依据不足、实践尝试有限和制度缺失严重的困境,可尝试用绿色治理观为其制度构建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相应地,引入绿色法律治理能够指引和支撑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价值理念确立、顶层制度设计和机制手段协调方面的逐步完善。申言之,基于内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当包含基本规则设计、组织队伍建设和支持监督机制等内容;基于外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主要包含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导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和审判阶段法院主导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并且在分类处理、激励形式及其适用条件、合规计划制定实施及其监督、评估和验收上互相协调、形成合力。

摘要：我国于2019年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当下,建构与本土语境相适应、与该公约要求相融通的公约实施方案与商事调解立法,成为一个重要且迫切的问题。《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内法化问题,不单纯是一个规则配适与制度衔接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特定文化语境下调解模式之辨异与汇通的问题。解决该问题,需要我们牢牢扎根中国纠纷解决的社会、文化语境,不盲从西方的调解范式,基于中国的主体视域,对该公约落地之价值主张进行研判,对不同调解模式的文化偏好进行归旨,从而在有机的衡平中,设计和建构与中国语境相契合、与该公约要求相融通的商事调解立法的基本定位与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