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塔是印度文化的一种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在建筑形式和美学思想上的凝结,具体来讲有三套象征体系:宇宙象征、圣山象征、哲理象征。当佛塔进行跨文化的传播时,在文化互动中发生了系列变化,体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的新变与观念内容的重构,展开为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与美学景观,佛塔传向南亚,在印度文化与南亚文化的互动中,在斯里兰卡、尼泊尔,突显佛像境界,在缅甸、泰国、老挝,佛塔主体由半球型启显宇宙境界,转成瓶钟形人间关怀境界,形成缅甸圣罐、泰国圣钟、老挝圣瓶的佛塔主体;在柬埔寨和爪哇,突出了须弥圣山境界。总之,佛塔在南亚,产生了不同艺术形式新变与各有特色的观念重构,生长出以塔、寺、山三个主要方向中的变化,并形成了各自的佛塔类型。

摘要：智媒时代,我国动漫产业呈现出全新发展态势,厘清新形势下动漫产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实现提档升级、弯道超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构建了动漫产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理论模型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研究发现智媒时代市场接受度对动漫产业发展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智能技术应用度、产业链完善度、生产要素聚集度和政策支持度。文章最后提出国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加速产业智能化转型,优化产业运作模式,拓展资源引入渠道与创新产业扶持政策等促进动漫产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摘要：在现实生活中,“数字”与“艺术”的结合十分普遍。在数字人文理念影响下,数字艺术史研究依托于数字媒介环境,利用图像识别、计算分析和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充分发掘数字数据的学术潜力,将数字数据中蕴含的固有信息转化为学术新认知。未来,数字艺术史研究还需要不断开发新策略,充分考虑数字数据的具体情况和差异化特征,实现针对特定数据库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这就需要减少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促进艺术史研究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合作,加强交叉学科建设,为数字艺术史研究提供人才支撑。

摘要：《剧场艺术》的核心栏目为“演剧理论”,偏重于译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苏联表导演理论,注重介绍英、法、德等国戏剧家的表导演理论、方法和经验,并重视发表中国戏剧家的演剧理论。顾仲彝、吴仞之(孤岛),张骏祥(大后方),张庚(延安)等人的论文体现了当时中国三种政治环境下演剧研究的理论视野;而石叔明则主要探讨了流动演剧的布景、照明、化装等。《剧场艺术》亦用一定篇幅报道“孤岛”、外省市及国际戏剧界的活动。对于三种报道对象,该刊分别采用了“编年式”“事件性”“主题性”等叙事方式,以不同方式全方位地呈现出当时的戏剧图景。《剧场艺术》对推动当时中国话剧表导演艺术发挥了较大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该刊堪称其时青年戏剧人舞台实践的“教科书”。

摘要：AR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环境中,形成虚实结合的混合场域,从而实现对“现实”的增强。对于叙事而言,AR技术拓展了语义表达方式,展现了静态与动态、平面与空间有效融合的叙事特征,创新了多故事与多媒介叙事模式,通过虚实结合的叙事维度重构叙事空间,形成立体化、可视化的阅读体验,展现数字时代的叙事新方向。未来,AR叙事将继续塑造以读者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模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获得更真实的阅读体验。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网络文艺的推介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推动力。无论在网络文艺的产业体系上,还是在其民族特色影响力、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扩大上,都有所增益。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网络文化产业面临着网络文化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地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基础设施不完备等困境。根据目前内蒙古网络文艺存在的问题及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文化与网络文艺的创新性融合、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加大对高层次文化产业人才的激励和培养力度等网络文化产业培育路径,以引领其向前发展。

摘要：作为艺术活动的载体,媒介属性和媒介变迁对于艺术特征、艺术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媒介视角,跨艺术比较研究并不局限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简单比附,也蕴含着媒介转换、互补、互动等活动。就电影艺术而言,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以寻找电影的同源或者前身。其中,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比较研究展现了电影研究由视觉化转向文本化的过程,展示了艺术交流过程中的媒介互动,促成电影语言、电影符号、电影阅读等新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体现了比较艺术学的跨学科、跨艺术、跨视域等跨越性特征。

摘要：进入数字时代后,与数字人文相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发展路径。在数字人文理念影响下,图像识别、目标分类、深度计算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研究深度交融,不断催生新的学术认知。一方面,数字艺术空间打破时空限制,使艺术史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呈现“历史视角”。另一方面,“数值化”打破数字图像限制,使艺术史研究实现基于生成模型与深度学习的自主分析,摆脱“主观影响”。随着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研究的进一步交叉融合,数字艺术史将成为艺术学领域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思路。

摘要：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兴象”,这是孔颖达诠释《诗经》所提出的“兴必取象”引入诗学领域后衍生而来的新概念。继承“兴必取象”意在言外之精神,受“兴义”关涉政教人伦之影响,“兴象”重在情兴有余、反对轻艳,有助于诗歌形成情深趣远、格高调雅的艺术风格,成为盛唐诗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通过追溯“兴必取象”重新审视“兴象”,揭示出“兴象”以《诗经》为精神内核、追求情理兼具的诗学批评取向。

摘要：孔子生活的年代,作为“六经”之一的“乐”,展现的是“先王之道”的事迹,并不指称作为文本流传的《乐》。秦汉时期,“乐”在传承过程中,徒留声音形态,其内涵却被世人忘却。魏晋以后,“《乐》焚于秦火”成为学人解释“六经”缺《乐》的牵强理由。事实上,在“孔子删述六经”过程中,“乐”既未形成文本,也并非留存下来的空泛声音形态。“乐”的本义是“德”或“和谐体”的成就与实现。在这一过程中,真诚无伪的欢悦得以呈现,只有进行道德实践的君子才能体察到这种事实。春秋时期,“乐坏”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沦丧,“郑声乱雅乐”即是典型事例。孔子尝试通过“正人”来实现“乐正”。然而,道德实践的隐微性使“乐”在传承和实践方面存在困境,这导致孔子之后的“雅乐之邦”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