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是规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侵权乱象的创意之举,其综合考量了平台负担以及对权利人的救济,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在实践中却显露出滥用和错误通知概率大、无法很好处理专业性较强的专利侵权纠纷等问题,前者源自于“通知–删除”规则本身并不具备诉前禁令的程序要件,但却实际上产生了和诉前禁令一样的效果,由此产生实践困境。实际上,“通知–删除”规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真正意义上的诉前禁令靠拢,电子商务治理应积极发挥平台的管控力,以各方约定且同意为前提的平台实质性介入可以更好缓解规则存在的弊端,控制滥用等恶意竞争行为,此外,平台自治应在法律框架以及权责统一的范围内赋予平台更大的权限,使平台在收到反通知后可以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专业侵权纠纷,可以采取现有规则与反向行为保全协调适用的措施来完善现有规则的不足。

摘要：目的:利用著作权法和民法中的相关制度对NFT数字作品铸造、转售行为进行规制,有效避免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的风险,积极回应数字产业生态链建构中的新问题、新需求,以此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方法:通过对比和引用著作权法、民法等法律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将数字作品的铸造上链行为与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进行对比,同时利用债权转让相关制度对NFT数字作品的转售行为进行规制,厘清NFT数字作品交易办法的基本概念与法律定性,进而认定数字作品交易中的权利属性。结果:NFT本身仅是保障数字作品交易安全的技术设计和证明网络虚拟财产权属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能将数字作品的铸造上链行为比作著作权法中的发行行为,也不能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同时,民法中的债权转让、默认许可制度是可以适用于数字作品的转售行为的,以此平衡著作权人、交易平台、购买者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结论: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NFT数字作品目前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的空缺和漏洞进行非法铸造、转售,给数字作品产业发展带来了高风险问题,也加大了政府监管难度。因此,应当在妥善应用现有法律制度规制的基础上,落实好交易平台的相关义务,实现对NFT数字作品产业链的全方位保障,以促进现实作品与虚拟作品的交互发展。

摘要：目的:2023年,我国首例涉虚拟数字人侵权案“Ada案”提出了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及其背后表演者(即“中之人”)的身份认定这一现实问题。作为虚拟数字人的典型代表,虚拟主播以“虚拟形象+真人驱动”的方式运行,由“中之人”进行行为驱动和人设演绎。实践中,虚拟主播的表演涉及“中之人”、虚拟主播、运营公司三方主体,面临着技术层面的前后台错位、受众情感层面的切割以及规范层面的规制主体缺位三重困境。方法:文章采取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查询表演者权相关法律条文,检索涉虚拟主播案例,探究立法司法中对“中之人”表演者身份的态度,通过劳动财产理论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剖析“中之人”享有表演者身份的正当性。结果:“中之人”的表演者身份已为立法和司法所认可。从著作权基础理论出发,“中之人”为虚拟主播的表演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使表演具备财产属性,应当享有表演者身份回报。从法经济学角度切入,“中之人”作为表演的创作主体,应当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回报,可以与运营公司通过协商方式,在自愿的基础上交易相关的权利,最终达成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结论:“中之人”就享有虚拟主播表演的表演者权具有正当性。

摘要：法律的开放性和行政法的政治性以及行政的裁量性决定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应着力于在提炼学科思政元素的基础上,探究思政元素的教学融入;不仅要将思政内容沉浸于多种教学素材、多个教学环节,还应重视教师自身的言行的力量,并再建融入课程思政的考评体系。

摘要：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与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的精神相悖,制度设计上缺乏内部自洽和程序控制,在解释论上陷入维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诉讼共同必要性与强化拒绝起诉人实现参加诉讼效果的两难抉择。实践考察方面,该制度的程序机制运行不畅,问题丛生,具体表现在制度设置的除外事由单一、制度适用的效果不理想等。域外处理机制方面,对于是否采取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做法,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是不可或缺的;否定者则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现参加诉讼的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且无法通过零碎化修补达致完善,应当予以摒弃。于此,可行的举措应为限缩原告方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摒弃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制度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应由“强制追加共同原告”模式向“多元化处理”模式转变,调整拒绝起诉人的诉讼地位,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列其为辅助参加人、被告或第三人,将其拉进诉讼并承受裁判结果的一定拘束效力。

摘要：性侵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性自主权而非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法益的立场导致以年龄设计性侵犯罪刑罚规范依据的缺失,致使针对不满16周岁者的性侵犯罪由实害犯沦为抽象危险犯,也加剧了性侵犯罪之间的规范冲突。性侵犯罪的不法本质体现为违反意愿而非强制性行为和明知被害人不满14周岁,强制性行为和明知被害人不满14周岁是刑法设定的违反意愿的证明方法。基于性侵犯罪体系解释适用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性自主权是本罪的保护法益,违反意愿是本罪的不法本质;照护者与尚不完全具有自我负责能力的被照护者因照护而形成的依附、监督、支配关系,是本罪违反意愿不法要素的证明方法,且不以这种关系被滥用为必要;本罪的犯罪构成设计和证明方法表明刑法未升高性同意年龄;本罪中的“性关系”仅包括强奸(奸淫)行为而不包括猥亵行为。从刑法实体角度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与强奸罪的区别在于违反意愿程度的不同;从刑事证明角度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是强奸罪的存疑刑罚规定。照护者促使被照护者与第三人为性行为的,不以本罪论处。

摘要：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制度从建构至今一直难以全面落实,存在着诸多的制度断裂和执行偏离,逐级遴选基础薄弱动力不足、隐形行政化下有效客观的遴选标准不明及必要的保障缺失,衍生出法院系统内遴选动力不足与制度预期之外的逆向淘汰。目前,逐级遴选制度进入“调整与完善”的关键期,需要通过塑造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法官队伍、完善法官职业养成机制、创新“同素异构”的制度设计、推进审判权管理扁平化等不断优化法官逐级遴选制度。

摘要：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而归集、评价、使用信用信息,将合乎要求的守信主体列入红名单予以公布,并分级实施具体激励措施,可谓之守信激励。完整的守信激励过程呈现多阶段特征,可具体包括归集评价公共信用信息、确认守信主体、实施具体激励措施、退出红名单等四个阶段。实践中守信主体认定标准不一、激励措施的运用违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等现象背离了守信激励设立初衷,宜完善守信激励总体制度设计,并明晰信用信息归集、评价范围,明确红名单管理标准,优化具体激励措施实施方案。这是社会信用体系健康有序运行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之为。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意的不断创新,如果不给予文化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版权保护,文化创意资源的使用效用将会被无限放大,创意人创新成本无法收回,进而会使创意人失去创新的兴趣,文化创意产业将会因文化创意的枯竭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与版权保护休戚相关,本文从厘清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概念为起点,进一步阐述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在上述基础之上探讨我国当前的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模式,并针对我国当前文化创意版权保护的困境提出应对策略。

摘要：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民俗文化,其中民间艺术作品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间艺术作品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类,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保护民间艺术作品、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现阶段对民间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还不到位,需要通过法律加强对我国民间艺术作品的保护.文章首先阐述民间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特点,论述民间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其次分析民间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最后提出民间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策略,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