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这从理念和实践层面为新时期法治反腐工作指明了路向。本文在总结依法治国、法律权威、人性本恶、权力制约、权利保护和公平正义等法治思维的基础上,提出须强化相应的转变治腐模式、秉持依法治腐、规制官员道德、强化反腐治权、推进公民反腐和提升反腐素养等法治反腐方式,希冀为我国法治反腐的路向选择提供宏观对策和学理参考。

摘要：理想的法治应该是良法善治,即是充满道德底蕴和获得道德支撑的法治。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要求在法治建设的诸环节中体现或蕴含道德价值意蕴,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我国目前在法治观念上对应该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已有较高重视和较多关注,但对法治实践中如何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还重视不够且缺乏研究。基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的道德底蕴的增强路径主要包括增强尊法的道德底蕴、增强立法的道德底蕴、增强执法的道德底蕴和增强守法的道德底蕴等方面。

摘要：公民举报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其充分和有效发挥对于制约国家权力及其治理腐败意义重大。但在我国公民举报权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有效保障,举报人信息被泄密及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要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理高度认真对待公民的举报权,迈向权利反腐、强化法治反腐、锻造法治思维和创新激励机制是认真对待和有效保障公民举报权的重要基础和措施,以期引起官方和民间对公民举报权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进而充分和有效发挥公民举报权在我国反腐治权中的应有作用。

摘要：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犯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保持刑罚高效运作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故此效率价值便成为刑罚执行中的基本价值。刑罚执行的效率价值有其独特的含义,并且直接指引着刑罚的适用,抑制着无效、低效的刑罚运作体制。然而,由于我国的刑罚制度设计和执行制度存在着一定缺陷,我国行刑过程中存在刑罚价值普遍偏离的现象,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现有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反思、重构。通过调整立法权与司法权关系,赋予司法权较为充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刑罚执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确保刑罚的执行,进而提升我国刑罚执行中效率价值的实际效能。

摘要：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确立的民商合一体例源于这些年合一理念的深入人心,但这一相对式的民商合一并不能解决"商特殊需求"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原则方面,也表现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对于需要商法特殊调整的内容,不能通过但书的方式在民法典中规定,因为其与民法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平行关系。基于民商二法既有重叠又各自存在特别调整范围的实际情况,对于商事立法的选择,采用重叠部分适用民法规定,特殊部分单独列出形成一部商事通则实为最佳选择。

摘要：报复性解雇与一般违法解雇的特性差异显著,传统劳动法上的违法解雇救济程序不能有效地处理报复性解雇争议。针对报复性解雇,需要设计出一套特殊的救济程序性规则。对于个别劳动关系领域中报复性解雇争议,须采用司法救济程序,并排除协商、调解、仲裁程序的适用;对于集体劳动关系领域中报复性解雇争议,应当采用行政救济程序。可通过立法来优化现有违法解雇救济程序的功能,并将报复性解雇救济程序性规则有机地嵌入其中,以完善我国的解雇保护制度。

摘要：网络反腐谣言既面临涉罪之困,又有侵权之虞。作为一种未经证实的言论,网络反腐谣言极易涉嫌对官员的诽谤,但科以诽谤罪理应遵循刑法的严格解释,而新近网络诽谤司法解释的部分条款却突破了刑法原则而有违刑法的谦抑性,此为网络反腐谣言困局的一种面相。网络反腐谣言侵犯官员的人格权而需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之时,宪法层面上的网络言论自由及其限度却更值得思考。官员的名誉权因更易与公共事务相关联而与其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大不相同。但我国司法实践过度地保护了官员名誉权,而立法却对于官员隐私权语焉不详,此为网络反腐谣言困局的另一种面相。法治思维下的反腐要求权力机构将网络反腐谣言视为一种信息来源而加以正视,立法上建立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在涉及官员名誉权、隐私权的诉讼中做出适当的利益平衡,以公权力的控制和所有正当权利的保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摘要：报复性解雇的课责,涵括课责基础、课责模式、课责模式选择的制约因素、赔偿金数额的量化等一系列理论梳理与规则设计。从报复性解雇的课责基础看,报复性解雇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行为,该行为不仅侵犯雇员的工作权和其他基本权利,而且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报复性解雇行为,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可采取"重修补、轻惩罚"的课责模式或者"轻修补,重惩罚"的课责模式,前者以保护雇员基本权利为立足点,后者则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支撑点。在选择报复性解雇课责模式时,应当以可否恢复原职为切入点,从雇主与雇员两个视角考量相关制约因素。选定报复性解雇的课责模式后,需计算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应分别建构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数据模型,以精确厘定二者的数额。

摘要：在罗马法早期,就已将违法行为分为公犯(delicta publica)和私犯(delicta privata)。当时的公犯类似于今天的刑法,而私犯原是指行为人使人蒙受损害的违法行为,"是侵害私人的财产或人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影响不大的行为,行为人一般仅负损害赔偿致人,对被害人给付金钱,原则上也只有被害人才有权起诉。被害人也可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所以,罗马的私犯与近现代民法上的侵权行为虽在范围上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并无区别。"

摘要：景区景点(纯自然的除外)类似于雕塑艺术作品或建筑作品,景区景点的所有者(或管理者、经营者)应该享有相应知识产权——景区景点的著作权;景区景点的名称和图像等不仅能在著作领域使用,而且能在商业上使用,能直接带来商业利益,故还应享有商品化权。在著作领域的获利与在商业上的经营获利应该明确区分,才有利于《著作权法》第48条有关著作权损害纠纷赔偿标准的计算。法律规定了艺术家的著作权,却没有明确规定景区景点的知识产权,一旦景区景点所有者和利用景区景点进行创作(或商业开发)者之间产生纠纷,法官对于相关案件难以审判。景区景点的著作权及其商品化权保护亟需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