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立法通常会对特定技术有所偏重。联邦学习属于主流的机器学习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架构设计充分考虑了隐私需求。联邦学习在金融、数据公开等领域的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并对自然人权益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以隐私保护为目标的联邦学习不断暴露各种隐私揭示了个人数据隐私保护路径的法律缺陷:规范稀疏导致联邦学习缺乏明确隐私需求,“隐私设计”优势很难得到发挥;分布式架构导致联邦学习隐私保护责任难以落实;过度强调保密性和安全性,导致隐私保护的人格性被弱化和转化;技术权衡缺乏规范导致隐私保护缺乏透明性和确定性。这些问题揭示了人工智能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保护在保护对象、保护流程、保护责任、保护框架等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为了适应人工智能隐私保护的特殊要求,未来可在整合规范依据、调整规范重点、探索归责机制、构建沟通机制等方面对人工智能隐私保护规范进行升级和完善。

摘要：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呈现诸多弊端和问题。尤其是立法设计之初,由于对行政撤销诉讼的基本性质与诉讼规律认识不足,行政撤销诉讼的本质特征在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概括而言,行政撤销诉讼性质上属于形成诉讼,其立法设计应遵循形成诉讼的程序规则;其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主张;其诉讼判决具有形成力,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摘要：在社会结构中,社会信仰和社会文化是联动的关系,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培育着不同的信仰,社会信仰本身也会引领社会文化的跃迁。针对文化建设,党中央提出了有效的发展理念和具体的指导路径,而在文化中信仰处于核心地位,尤其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信仰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何在文化维度下思考和探索我国信仰模式的顶层设计和路径安排是解决当前我国信仰困境的必然选择。国家主导型信仰模式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其理论架构必须要结合信仰的表征,其实践必须要牢牢抓住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从民生理念、程序诉求、优化调控和人文精神等多个环节展开。

摘要：通过对临渭区旧城改造的调研,发现存在政府、开发商及被拆迁户的利益博弈、依法行政、群众利益诉求的扭曲及法治政府的权力架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协调与政府法治。在研究政府角色定位、旧城改造中的公共利益、正当程序以及调控工具等旧城改造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提出协调各方利益与政府法治这一核心问题的四个解决策略。

摘要：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是一种新的行政程序形态。协商民主、反思性法以及公私法融合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此种行政程序可以在提升行政权力的民主正当性、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行政程序将朝着以下的方向变革:程序价值的兼容并包、主体结构的伙伴化、程序风格的交往理性化以及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基于此,未来在制定统一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时,在制度选择上需要强化对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程序规范,重视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式治理,注重合作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与推广以及程序参与主体在协商程序中的积极义务。

摘要：寻求人大监督权运作的最佳模式,旨在为人大监督行动提供一个基本的最优决策框架。人大监督权运作最佳模式的评判标准,包含价值正当性、规则合法性和功能有效性三项内容。在价值正当性上,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高价值目标,根据中国民主的人民性和全过程两大特性,采取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在规则合法性上,人大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监督,具体通过扎根人大监督“事务本质”的法解释方法吸纳新型监督方式,同时对法定程序进行纵向细化和横向衔接。在功能有效性上,基于人大监督效益最大化的期盼,依次通过监督能力与监督职权相匹配原理、成本收益分析,着力进行人大监督运作中的权限再配置和程序再设计。

摘要：立法权的合宪性控制主要体现为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我国立法权的合宪性控制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对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体系,但仍然存在监督主体缺位或监督滞后、控制标准宽严不一,军事法规立法权监督缺失、合宪性审查机制模糊或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合宪性审查机制不完善的原因,更有宪法认识不到位的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提高宪法认识,更要针对中国国情设计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摘要：众多案例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能媲美人类创作的作品,成为具备独创性的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相关的神经网络算法之设计、学习数据之筛选最终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性劳动,人工智能作品是对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有益补充与丰富,是创作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成果,应当对人工智能作品予以著作权法层面上的保护。对于人工智能作品的具体保护,应参考电影制片人模式,将著作权赋予投资者;作品价值应交给市场评判,同时基于作品的来源难以区分的考虑,应对人工智能作品赋予与一般作品同等的权利保护期限。

摘要：在证成"扩大受案范围后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更好的制度"这一命题的核心理由中,以效率价值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论证处于重要的地位;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使纠纷解决成本这类静态成本最小化,最为重要的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来"复制市场",模拟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交易的市场机制来促进动态效率的实现,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应是发现有效率判决的复杂系统,而不是仅具有缩小诉讼成本功能的简单技术系统;扩大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更好的制度,更好的标准是有利于促进制度经济学上动态的配置效率的实现。

摘要：抵抗权在西方国家产生后,先后在政治层面、宪法层面以及行政法层面得到发展。由于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困境,作为程序性权利的抵抗权也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设计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路线图,并创设相应的结构模型: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抵抗权制度,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