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日渐完善,发展规划逐步实施,国际交流积极推进。为培养国际专业人才,故宫博物院公布奖学金简章,筹资捐助中国留学生从事博物馆管理、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本文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奖学金的设立背景、培养目标和资助情况,深入探析故宫博物院奖学金对近代美术人才培养的影响及其意义。

摘要：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摘要：雍正帝虽公开宣称个人不喜“玩好之物”,但实际上他使用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御用造办系统来制作各类器物,以满足相关需求。为了使个人关于器物的要求、设想能够顺利实现,他使用了“照样成做”的机制,具体来说有四步:成作前或指物为样,或据旨做样;再以各类“式样”作为器物制作时的模本,限定工匠们的技术施用;待其亲自核验成品之后,还要求将符合标准的器物作为新的“式样”,并为再次制物做好“式样”储备。这四个环节不仅顺利地实现了雍正帝对相关器物的造型、装饰、材料与工艺的设计与要求,还起到了合理调配物资、驭使工匠的作用,从而为形成风格相对统一的雍正朝宫廷工艺美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摘要：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摘要：新发现的翁同龢致范梁10通信札,主要作于同治及光绪初年。信札内容涉及二人的日常交往,翁氏托范梁为自己及亲戚请托等事宜。这些信札,是晚清京官与外官交往的典型例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对研究晚清的官场生态,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近期发现的吴大澂致韩惠洵、韩学伊父子的14通信札,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从发信地点看,由西安、吉林,再到开封、苏州、长沙,这些信札差不多涵盖了吴大澂的整个收藏生涯;从内容上看,主要是金石古物代购与鉴赏交流,部分涉及为韩氏父子举荐差事;从价值上看,除吴大澂书法的艺术价值之外,这些信札对研究晚清古物的流通、对补充《吴愙斋年谱》等,都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摘要：2013年11月9-10日，由两岸故宫博物院合作举办的“两岸故宫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我院成功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美国、加拿大、韩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9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院内外约140人旁听了会议。

摘要：明代宣德朝的宫廷文化相对繁荣,总体上更为精致、生动,富有宫廷富丽典雅、太平祥和的气息。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包括宫廷园林、戏剧、文学、书画、陶瓷、漆器、珐琅器、家具、织绣以及文房用具等,约十八个门类。宫廷工艺在宫廷文化门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不同门类的工艺和艺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内容有所增加。这一时期的宫廷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创新。宣宗父子对宫廷文化的兴趣和对奢华享乐生活的追求,宣德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宫廷财政对于宫廷文化的大规模投入,上升和平时期的明朝宫廷对典雅高端艺术的大力追捧,中外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的交流、融合,北京建都后装修的需要,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等等,上述诸项都是宣德时期宫廷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摘要：1937年4月,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室(后更名为"国画研究院"及"国画研究馆"),聘请黄宾虹、张大千和于非厂等为导师,招收全国青年画家,入所临摹历代绘画。北平沦陷时期,国画研究馆在政局动荡中得以维持和发展,为伏居燕市的画家提供了静心习画的场所,也为这些画家日后绘画风格的形成及其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以档案文献及报刊资料为基础,梳理了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的几个重要发展历程,并探讨了古物陈列所绘画藏品的开放在辅助美术教育、艺术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功能与影响。

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围绕着紫禁城等皇家建筑及其文物收藏的各项博物馆、图书馆、公园规划文本为基础,梳理了紫禁城从帝制皇宫走向公共博物馆的规划演变历程,并探讨紫禁城的空间变迁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的政治环境以及国人筹设博物馆的文化理想之间的契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