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发现的北朝至初唐时期的几面“树纹”纺织品织锦,其上复杂的纹样装饰渊源,学界至今没有厘清。文章以考古遗存和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资料,对“树纹”造型特征进行分析,尝试解释其纹饰含义,对其艺术源流进行考证。发现,在两河流域,生命树纹装饰对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皇家服装、珠宝、官方印章以及壁画、宫殿雕塑上,而吐鲁番“树纹”结以动物或人物造型装饰,与其有着莫大的渊源。本文研究表明,此种艺术母题源于两河流域,之后传播到北方斯基泰艺术中,经斯基泰民族吸收与再造后,又受波斯文化影响、传递,最终融入中国艺术中,并在初唐时期,此种艺术风格样式发展到顶峰。而吐鲁番出土的织锦联珠花树对兽纹佐证了这一观点,其中“三”瓣与“七”瓣树纹装饰,一方面保持着传统神秘数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蕴含着原始宗教观念和后出的宗教思想,其内涵颇为丰富。

摘要：鸟类排泄物是造成石窟寺壁画、彩塑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剖析鸟类排泄物对壁画的损害特征是此类污染物有效清除的前提。本研究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X射线衍射(XRD)等方法分析了炳灵寺石窟壁画表面岩鸽排泄物成分,采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便携式显微镜、偏光显微镜(PLM)表征了鸟类排泄物对模拟壁画的微观损害特征。结果表明,岩鸽排泄物成分主要由尿酸、纤维素、多肽类有机物,以及以石英为主的无机盐组成。排泄物造成壁画覆盖污染、颜料层和地仗层侵蚀、颜料颗粒间原始粘附结构破坏,导致颜料层起甲、脱落,可溶盐活动及其他生物侵蚀。研究结果对于古代壁画的科学保护与修复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2021年9月-2022年9月,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对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松鼠科动物的种群密度、活动轨迹、昼夜节律及鼠害特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石窟及其周边活动的松鼠科动物为岩松鼠与复齿鼯鼠,均为文物致害种;通过Schnabel法与最小已知存活数估计法计算的岩松鼠种群密度分别为(3.64±0.26)、(3.64±0.24)只/hm^(2),与基于遇见率法测算的种群密度(3.08±0.19)只/hm^(2)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基于遇见率法测算的岩松鼠与复齿鼯鼠种群密度(7.33±1.26)只/hm^(2)之间有显著性差异.两种致害物种分布范围广泛,能利用石窟栈道进行活动,可沿石窟崖体东西侧多方位、洞窟门窗以及露天大佛等位置进行攀爬.对石窟文物的破坏主要包括爬行过程造成的机械损伤、排泄物污染以及在洞窟内部与外围筑巢.在两种物种反复污染的栈道外围区域及靠近崖体的高频活动位置采取布设超声波驱避器、定期喷洒化学驱避剂等防护措施.

摘要：借助多光谱紫外成像技术提供的以往肉眼未能发现或辨识的新资料,首次识读和探明莫高窟第205窟西壁的古藏文题记是九世纪前半叶的一篇祈愿文,进而结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古藏文文献,考证祈愿文的发愿人为粟特人康进达和来自擦尔龙部落的萨吴,考证祈愿文对应的佛事功德活动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第205窟中心佛坛补塑二身天王塑像,使我们对第205窟在中唐时期的补修获得了新的认识。

摘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精神,“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成立“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组,论证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的总体目标、实施原则、数字化标准、数字资源获取模式和实施步骤等内容。

摘要：麦积山4号窟北周壁画《车马出行图》中“转马”旋转的视觉现象,是中国石窟壁画中独特的艺术现象。本文从多角度进行解析,提出该壁画通过运用俯视、平视、仰视等不同视点,画面“一心一圈”式的基本框架,以及“转马”在画面中所处的特殊方位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造就了“转马”这一视觉现象的形成。

摘要：麦积山石窟第140窟是北魏晚期开凿的小型洞窟,该窟窟顶新发现的北周所绘飞天与佛塔组合壁画,是该窟重修的重要历史信息,也是麦积山石窟现存唯一的天人佛塔图像。显示出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同时受到来自南朝和北朝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形成了自身特征。

摘要：本文通过对几条历史资料的分析,结合实地考察,认为北魏时期在麦积山石窟附近存在一条与四川地区连通的道路,其明显的地理坐标是麦积崖,所以将其命名为“麦积崖道”。确认这条道路的存在,对进一步研究麦积山石窟和四川地区佛教艺术之间的交流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摘要：麦积山北魏晚期以来部分窟龛内菩萨造像肩部均出现有一组对称排列的圆形饰物,或下有数条饰带,或与胸部缀饰的璎珞相连,起到庄严装饰效果,这种技法在同时期的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菩萨造像中也多有发现,但相关佛教名物却未见记载。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应是当时北魏统治者吸纳南朝文化因素,摹拟中原礼仪制度,对外来佛教造像装饰艺术改造、创新的一种时代痕迹。同时,对于判定北朝晚期到隋唐之际佛教造像的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官员成为继俄国军官后收集新疆珍宝的一支特殊队伍。俄国驻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外交官员彼得罗夫斯基、拉夫罗夫、科罗克洛夫、柳特什、科洛特科夫对新疆古城镇废墟进行了数次考察,并分别以南疆喀什、北疆乌鲁木齐为中心建立了广泛的古文书收集网络,在英德大规模探险队到达之前抢先从民间以极低价格收购了大量珍贵古代手稿和艺术品,通过邮路铁路经俄属中亚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俄国外交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多样,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们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俄国大规模西域考古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