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场对话中,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再次回顾了他关于电影的早期著作,从谈论“迷影”的意义开始,进入到对于美学与政治转换过程的细节辨析——这一被他称为“解形”(de-figuration)的过程,在他关于艺术和美学的著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然后,朗西埃重新引入了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电影作品,并将它们置于自己新近关于“被解放的观众”的思想视野中进行讨论。

摘要：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思想分别从媒介内部和媒介之间两个方面给出了技术演化路径,表现出构建技术符号学的努力。从媒介内部演化来看,技术发展经历“玩具-镜子-艺术”三个阶段;从媒介间发展来看,技术演化遵循补偿性媒介和人性化趋势两大线路。技术即符号,通过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符号学演绎得出:技术就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处于动态三元关系中的符号;媒介演进的补偿性和人性化趋势,实质上就是符号在元语言能力作用下的无限衍义。符号学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使得技术研究更多地关照到符号环境,这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利用符号学方法演绎技术演化路径,也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摘要：对于鲁迅的文化批评,学界多注意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态度,忽略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长期批评及整体态度。鲁迅在《现代史》中的“变戏法”之喻,包含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之变的整体判断,揭示出新知识群体在精神上游民化的现实,与其对现代“伪士”的批评有一致之处,但更突出新知识群体知识求新与思想守旧的特征。新知识群体的游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群体数量激增和士人精神衰落的必然结果,鲁迅将其作为“现代史”的典型症候,反映出其文化批判的总体立场:不是在新/旧、中/西文化之间进行知识选择,更注重知识更新和文化转型中的精神维度。鲁迅对新知识群体游民化的发现,可以增进学界对传统文化多样形态的认知,也警示了单纯追求注重知识更新可能导致新文化内卷化的危险。

摘要：与消费者零距离、零隔阂、零差别的自身优势,打破固有印象、注重务实的独特价值以及流量艺人“翻车”创造的良好契机,使素人代言具备营销价值。品牌选用素人代言的具体执行应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出发,内容上从情感、态度、心理三个方面入手,形式上在造势、场景、受众三大方向做文章,以提升营销效果。

摘要：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舞蹈作品是在“双轴”操作中形成的,要使舞蹈作品意义丰富,就须在作品聚合轴上选择某一关键性元素进行突破常规的巧设。当这些巧设的元素被置入舞蹈作品,它们就成为反常、突出、不拘一格的“刺点”,此时其他具有传达一般认知功能的大部分成分就成为“展面”。“刺点”将意义引向不同的认知域,强调“跨域映射”的转义生成,故突出表现为一种隐喻特征,并主要以动作、服饰、音乐、道具等方式来表现。“刺点”有两个特点:一是“刺点”的聚合系突然拓宽,超出了我们一贯对这一成分的经验认知;二是“刺点”的“在场”恰好替代了原有经验系统中“离场”的成分,“在场”与“离场”元素之间产生的解释类比与联想,造就了作品的与众不同。由此可见,舞蹈作品是否有深度,关键就看“刺点”安排得是否巧妙。故厘清“刺点”在舞蹈作品中的表意原理,对舞蹈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摘要：从“新文科”的“新”上来说,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何谓“新”?如果仅仅只是“多学科”或“多专业”并置,实际上很难获得新文科核心理念指向的“创新”。从文科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学科的知识结构,多学科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当今的新文科之“新”的关键点已然不在于“大”或者“多”,而在于基于前沿问题结构性深度融合。本文从四川大学多学科发展史到时下以数字人文的融合实验平台建设的历史展现了这种“从大到新”的文科发展路径,其关键点,在于基于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顶层设计的有机整合。

摘要：广告是企业促进产品销售与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广告创意是广告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广告的成功与否。在华文广告中，通过汉字进行的创意是广告创意思维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摘要：“打工人”网络话语符号的出现,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情感认知水平提升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皮尔斯符号理论出发将“打工人”词汇定义为一种符号文本,而“打工人”网络符号意义的流变则是基于身份认同的传受双方和基于正向激励的媒介引导合力形成的文化共识。最后,通过对其商品化过程的剖析,肯定“打工人”在符号消费时代的现实意义。

摘要：鲁迅的《柔石〈二月〉小引》是柔石《二月》接受史上的第一篇论文,在“悲剧动因”“典型人物”“艺术技巧”“现实意义”四个视野上开启了《二月》接受的新视阈,不仅助力了《二月》在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对后来的接受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鲁迅的视阈效应一方面生成了有效的接受环链,另一方面也使《二月》的接受渐入视点交融、视界重合的尴尬。“二月”作为象征,既是写萧涧秋在时间上仅在芙蓉镇上待了二个月,也在时代环境上予以透视:那料峭肃杀如寒风凛冽的氛围即如二月。作品不仅写了军阀混战造成的生灵涂炭,也揭示了乡言可畏、流言杀人、愚昧吃人的可悲现实。封建道德似无形之人,战争如有形之手,罪恶之本,它不仅使底层的农民家破人亡,也使立志济世救人的知识青年深陷重围,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小说以萧涧秋的人生遭际和文嫂的悲剧命运为线索,揭示了人道主义理论的破产和战争戕害百姓的残酷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底层百姓的深刻同情,也使文本的反战主题得以凸显。而将《二月》视为“五四”以来“非战文学”发展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巅峰之作,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更能凸显。这也是走出鲁迅的光影打开《二月》接受新视阈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