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秋,笔者有幸参加了由澳门艺术博物馆为配合徐渭和陈淳书画展览会而主办的“青藤白阳书画国际研讨会”,本文就是以研讨会的发言稿为基础改写而成的,主要考察这两位明代杰出艺术家的生长环境、作画背景及他们的画风。笔者在文中列举了展览会展出的丰富作品,阐明徐渭的蔬果花卉杂画与当时浙江地方流行的绘画题材及表现手法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一生坎坷的徐渭即便以文人画风来创作,也由于画题本身是寓意吉祥的,因此更为广大民众所喜爱。陈淳则生活在与徐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陈淳自幼受业于吴派大师,过眼无数名迹佳作,并把书法引入绘画,故在山水画上,他虽然未能超越吴派大师,但却在花卉图上另辟蹊径,创出新意。

摘要：2006年秋,笔者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澳门艺术博物馆为配合徐渭和陈淳书画展览会而主办的“青藤白阳书画国际研讨会”,本文就是以研讨会的发言稿为基础改写而成,主要考察这两位明代杰出艺术家的生长环境,作画背景及他们的画风。笔者在文中列举了展览会展出的丰富作品,阐明徐渭的蔬果花卉杂画与当时浙江地方流行的绘画题材及表现手法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一生坎坷的徐渭即便以文人画风来创作,也由于画题本身是寓意吉祥,因此更被广大民众所喜爱。陈淳则生活在与徐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陈淳自幼受业于吴派大师,过眼无数名迹佳作,并把书法引入绘画,故在山水画上,他虽然未能超越吴派大师,但却在花卉图上另辟蹊径,创出新意。

摘要：本文对博文堂20世纪初期中国法书影印出版活动,以及在出版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内藤湖南和罗振玉两人不同的志趣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探讨,同时也对博文堂在出版史上的历史定位做了考察。通过考察,本文阐明了以下重要一点,即内藤虽然对流入日本的多样法书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出版,但他却有意识地区别自己与罗振玉的活动,并强化自己对王羲之礼赞的姿态;而罗振玉似乎是挑战内藤的这种姿态般地,积极致力于影印出版各个时代的碑帖墨迹。正因为内藤和罗振玉在法书影印和出版活动上不同的趣向,而且他们彼此也理解对方诉求,所以两个人才在上述的活动中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摘要：山中商会创立于1910年,曾经是横跨欧美亚三大洲的古董大鳄,亦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商,其核心人物就是山中定次郎。本文运用笔者在日美两国公立与私立档案机构收集到的山中商会日本总公司及美国各分店职员与小约翰·洛克菲勒夫妇之间来往的书信和公司简报为第一手史料,并配以精美的珍贵图片,考察20世纪初期如佛教雕刻那样的中国艺术瑰宝如何流转到世界各地,最终流入大富豪宅邸的过程。目前这些中国艺术品除进入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外,绝大部分依然频现于各大拍卖行、古董店,甚至民间的各个角落。由此,本文将会为读者揭开山中商会艺术品交易的一个侧面。

摘要：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携带家眷东渡日本,避居京都,而后他精力旺盛地投入了文物资料的影印出版活动。但罗在避居京都之前曾多次因公访日,在短时期内,与东京地区的汉学家、鉴藏家、书法篆刻家及出版商也有过亲密交流,并影印出版过珍藏的金石文字图录。本文把这个阶段视作罗移居京都后的影印出版活动萌芽期,重点探讨罗与这些学者的交流如何成为孕育这个萌芽的土壤,以及罗的交往圈如何从东京移往京都的历史背景及人事经纬。

摘要：“中国书学研究会”是1943年以国民政府要员、著名书法家及教育家等为发起人兼赞助人,诞生于重庆的学术研究团体,书法家、教育家沈子善是该团体的创建者兼核心人物。因该团体还发行《书学》杂志,故一直被视为全国规模书法学会的先驱。鉴于围绕这一团体的既往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厘清,因此,本文首先是从以往书法/书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存在方式出发,对沈子善在该团体的设立及运营中起主导作用的要因加以探讨,厘清民国后期书法作为书学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接下来,在对沈子善作为该团体的实质性主导者予以确认后,通过他本人的研究经历以及比较“中国书学研究会”与旧有的书法/书学研究组织,考察沈目标所指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作为学会组织的独创性。

摘要：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中国出版界从海外引进了先进的石版及珂罗版印刷术,从而使得作为新型出版物的书画碑帖复制影印的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流寓到上海,并驰名沪上的书法家李瑞清积极参与上海震亚书局的书法出版,但关于他与震亚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此给予充分的考察。为此,笔者以震亚的书法出版物为依据,并参考当时的新闻报道,梳理李瑞清与清末民初的一些书画社团及与寓居在上海的其他清末遗老书画家们的互动关系,分析李瑞清参与震亚出版活动上的独特性与时代特征。

摘要：本文以活跃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著名书画碑帖和古籍版本收藏家完颜景贤为焦点,以他在民国时期的收藏活动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考察,阐明了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完颜氏家境开始没落,他的收藏品逐渐流失海内外。除此之外,本文也指出完颜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收藏活动,以及景贤通过书画,与北洋军阀政治家建立了亲密的交流关系,这一点也使得他能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与政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