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冈第三期洞窟均为中小型方形窟,可分为三壁三龛、侧壁双层龛、三壁多层多龛等形式。龛像配置更多采用横向组合,重视对称构图。尽管图像布局富于变化,但第二期流行的法华与弥勒图像仍为基本组合元素,其造像思想与第二期洞窟一脉相承。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摘要：本文对麦积山石窟北魏前期至隋代后期的造窟过程进行了一个概观。造窟活动最为繁盛的北魏时期,第74,78号窟引人注目,长时期内保持了较强的影响力,直至北魏末期。而后第74,78号窟逐渐失去直接的影响力,石窟开凿依然延续其传统,这一点值得一提。至西魏尤其乙弗氏墓窟的营造改变了麦积山石窟的风格。以540年为界,麦积山石窟由一座延续传统的地方佛教石窟寺院转变为代表国家水平的皇室石窟,反映了当时首都西安的最新流行形式。西安西魏佛教美术遗物甚少,以第44号窟为代表的西魏后期窟为研究西安西魏佛教美术样式及形式提供了实例。北周以后麦积山石窟的主导不再是延续第44号窟派属的工匠。西魏后期至北周前期这一段时期,造像样式与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否认两派工匠之间存在联系,但两派工匠绝不属于一个系统。值得一提的是,第22号窟等袈裟的披着方式在第44窟以前,就已经与第127,135号窟有相似之处。无论如何至北周以后与西安密切关联的麦积山石窟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同时第141号窟等七佛形式,迄今为止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相同的造像配置形式,说明麦积山石窟并没有一味模仿西安的流行形式。南北朝时期的终结没有给中国佛教美术带来一个统一的样式与形式。各个地区风格不一,具有强烈区域特征的佛教美术的样式与形式根深蒂固。直至仁寿年间隋文帝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以后,佛教美术的样式与形式才逐渐向一个统一的方向过渡。麦积山石窟于仁寿年间在山顶建塔,也融入全国的这一潮流之中。但麦积山此时崖面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没有营造新窟的余地。加之唐代两次地震的打击,麦积山石窟又重新回到原来地方石窟寺院的地位,逐渐埋没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摘要：本文以成都地区遗存的南朝佛教造像为例 ,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四川佛教美术所具有的独特性 ,并通过与同时期的南京和北方一些地方的佛教艺术品的比较 ,进一步揭示以成都地区为代表的四川佛教造像在研究南朝佛教美术的重要性。

摘要：在城市开发及居住区规划中,常常涉及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方便程度;另一个则是居民社会交往的活动程度。 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规划,是物质规划;而居民的社会交往的规划,则是非物质规划。前者能通过区域空间定位来描述,而后者却不能。但后者恰是居住区规划中的重要因素,它涉及地区及居住区内的人际关系。 本文介绍的是,对居住环境的评价以及对定居意识的研究方法。

摘要：本文对博文堂20世纪初期中国法书影印出版活动,以及在出版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内藤湖南和罗振玉两人不同的志趣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探讨,同时也对博文堂在出版史上的历史定位做了考察。通过考察,本文阐明了以下重要一点,即内藤虽然对流入日本的多样法书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出版,但他却有意识地区别自己与罗振玉的活动,并强化自己对王羲之礼赞的姿态;而罗振玉似乎是挑战内藤的这种姿态般地,积极致力于影印出版各个时代的碑帖墨迹。正因为内藤和罗振玉在法书影印和出版活动上不同的趣向,而且他们彼此也理解对方诉求,所以两个人才在上述的活动中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摘要：最近王中秀以旧新闻报道文章为核心,涉猎多种珍稀资料,编纂出版了有关清末上海两大书画社团“豫园书画善会”和“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年谱,使书画社团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新阶段。本文依照该年谱,把焦点放在构成两大社团活动主体的会员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人际网,试图把两社团极具特色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典型提出,并将其人际网络中极具特色的活动时期作为社团史分期依据,期望能唤起学界对重新整体性地检视书画社团史的重视。

摘要：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携带家眷东渡日本,避居京都,而后他精力旺盛地投入了文物资料的影印出版活动。但罗在避居京都之前曾多次因公访日,在短时期内,与东京地区的汉学家、鉴藏家、书法篆刻家及出版商也有过亲密交流,并影印出版过珍藏的金石文字图录。本文把这个阶段视作罗移居京都后的影印出版活动萌芽期,重点探讨罗与这些学者的交流如何成为孕育这个萌芽的土壤,以及罗的交往圈如何从东京移往京都的历史背景及人事经纬。

摘要：“中国书学研究会”是1943年以国民政府要员、著名书法家及教育家等为发起人兼赞助人,诞生于重庆的学术研究团体,书法家、教育家沈子善是该团体的创建者兼核心人物。因该团体还发行《书学》杂志,故一直被视为全国规模书法学会的先驱。鉴于围绕这一团体的既往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厘清,因此,本文首先是从以往书法/书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存在方式出发,对沈子善在该团体的设立及运营中起主导作用的要因加以探讨,厘清民国后期书法作为书学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接下来,在对沈子善作为该团体的实质性主导者予以确认后,通过他本人的研究经历以及比较“中国书学研究会”与旧有的书法/书学研究组织,考察沈目标所指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作为学会组织的独创性。

摘要：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中国出版界从海外引进了先进的石版及珂罗版印刷术,从而使得作为新型出版物的书画碑帖复制影印的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流寓到上海,并驰名沪上的书法家李瑞清积极参与上海震亚书局的书法出版,但关于他与震亚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此给予充分的考察。为此,笔者以震亚的书法出版物为依据,并参考当时的新闻报道,梳理李瑞清与清末民初的一些书画社团及与寓居在上海的其他清末遗老书画家们的互动关系,分析李瑞清参与震亚出版活动上的独特性与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