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传统的男外女内两性规范使明代主妇成为家内婢女的实际管理者。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包含着施婢以恩、御婢以严和恩严并用三种形式;在具体御婢过程中,又表现为宽而有则、严而有法以及主妇身先为范的实践艺术。明代主妇将传统的妇道、母道和孝道等女性伦理规范运用于主婢关系中,从而使其御婢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道德纹理。这种特质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明代社会背景下,儒家伦理建设在主婢关系上进行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出现巨大差距下,明代文化精英们试图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主流女性文化地位的必然结果。这有助于明代主妇自身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本文考证“女贞观”故事的缘起及流变,仔细挖掘高濂《玉簪记》对“女贞观”故事改编过程中的主要变化,由此发现高濂不同于前人的创作心态,即以“女贞观”故事浇心中块垒。通过考证,发现话本《张于湖传》与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均为明代作品。且杂剧的创作时间应早于话本;再将二者与传奇对比,发现《玉簪记》在具体情节上与话本存在大量重合之处,话本《张于湖传》实今传《玉簪记》之祖本,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则在思想与艺术上对其有间接影响。高濂正是在有所借鉴并自我代入的基础上,使《玉簪记》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女贞观”故事。

摘要：明代万历时期的汤沈之争是戏剧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桩公案,学界对此曾有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但尚无研究者从宗元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整体观照,这是本文立论的前提。汤、沈所争论的问题并非一个全新的理论难题,而是对在元代后期就已然解决了的文、律关系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重提;汤、沈二人在理论与创作上皆有以元曲为宗尚的倾向，但取径不同，

摘要：《六十种曲》因编选作品的丰富性及流传的广泛性,深受读者与研究者推崇。通过对20世纪以来《六十种曲》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编选者、编选体例、编选原则、版本对比、文本分析等方面,但富有文学史意义的深层次成果仍是比较欠缺的。在此基础上,文章予以进一步探讨,指出《六十种曲》的相关问题还存在继续研究空间,这有利于丰富、深化我们对这部选本的认识。

摘要：中国古代题画诗始于六朝，兴于唐，盛于宋，至明清达到创作的高峰时期。有清一代，文人画家和画家诗人辈出，称盛于文坛，形成一个富有艺术特色的群体，而题画诗——“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①吸引着许多的诗人藉以宣泄内心、寄托才情。也濡染着时代的艺术气息。乾嘉时期的诗人笔下，均有数量不等的题画诗创作，置身于时代艺术思潮的洪流之中，蒙古族诗人法式善（1753-1813）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崖居士，世居北京。也欣然拥抱着这一诗歌题材，并融人个体的人生遭际与性情气质，使其笔下的题画诗赋予了更多的自我艺术感悟与人生情志。

摘要：流传于元明时期的玄帝收魔故事对《封神演义》整体艺术构思的确立及其神魔故事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书中阐教、截教的名称亦源于此。“阐教”的命名取的是“阐扬正教”之意;“截教”的命名源自“有截”一词,系“海外教派”之意。阐、截二教的分别是模糊的海内教派与海外教派的分别,并非影射当时某个具体的道教派别。《封神演义》的编者通过对阐、截二教的命名,寄寓了全书“阐扬正教”的主旨,这一“正教”的实质是儒家仁政王道的政治理念。

摘要：较之文人独创型小说,世代累积型小说在诸多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具有故事来源的多元性、成书过程的连续性、编创策略的整合性与文本形态的参差性等特征。世代累积型小说不但集本故事系统内部分散的子故事之大成,而且广泛吸收、借鉴其他故事系统乃至历史、宗教、民俗等非文学的内容;其故事主体的发展流传过程具有世代相续、绵延不断的特征,而非今人习见的几个点而已;其编创策略通常是将民间叙事中怪力乱神的因素纳入到正统叙事的范围之内,使权力化的儒家思想成为整合原有民间叙事题材的主导思想;其文本形态通常具有参差不齐的特性,全书的艺术表现不尽均衡,思想性质也不完全协调一致。

摘要：题跋文是姜宸英古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题跋文,往往起于一时兴会,或考证精湛,或多发感慨,灵动自然,清新隽永,体现出与其论体文、传记文等高文典册迥然不同的思想情趣与艺术魅力,彰显出姜宸英古文风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姜宸英的题跋文创作与其修养、学识、能力、个性等主体要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