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自由”观念并非完全由美国人“原创”,而是有着深刻的欧洲理论源头和国家实践印记。在革命年代,美国开国先辈在设计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基于中立国国家角色定位,“舶来”了欧洲的“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1776年条约计划”中。而在争取加入1780年“武装中立”联盟,以及与欧洲国家的谈判中,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借鉴并阐发了源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理念,将其确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之一,并落实在1785年与普鲁士签订的双边条约之中。作为具有美国特色的海洋自由观念,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属性,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初海军力量弱小的现实,其式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要：乐户制度肇始于北魏,在隋唐宋元明清持续千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段氏乐户族群是山西阳城的音乐世家,明代万历年间跟随南京大理寺评事杨瀚至此,成为其家族专用乐队。清代雍正朝废除乐户贱籍政策之后,虽然民间歧视依旧存在,但是段氏乐户开始主动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光绪年间,段氏为祖先追修墓地进行祭祀。清末民初,当地出现了村民参加的八音会和该家族共同分担着地方音乐表演职责,在同一空间执事,互不干涉。民国以后,伴随着社会巨变,段氏乐户逐渐分流,一部分继续进行音乐表演,突破家族范围开始传授技术;另一部分经过战乱逐渐进入地方管理事业中。1949年之后,新的教育体制和产业结构调整,段氏乐户子弟大量当兵和进入高等学府,地方性仪式表演也被八音会和其他民间乐团所替代,加上通婚界限的打破,段氏后人彻底放弃了祖先的音乐技能,完全融入了地方社会。

摘要：1926年英国约翰·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片”一词,指出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明确其记录真实的社会功能。历史学追求的最高价值便是保存历史的“真实性”,高中历史课程承载着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追求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课程实施的首要条件性资源,教师的教学实施能力决定资源的开发程度,对纪录片等教学资源的开发和运用理应贯穿于教学过程和学术理念。

摘要：苏联核计划以第2352cc号密令、第9887cП/oП号密令为界,可以分为萌芽、筹备和全面启动三个阶段。在萌芽阶段,列宁格勒科学家的贡献在于进行了核物理基础理论研究、自发开展铀研究、呼吁并最终促使政府核政策的转变。在筹备阶段,列宁格勒科学家积极参与核计划的各项筹备工作,是科研工作的主要领导者,组建了国内第一个核专门实验室2号实验室,并着手第一座实验反应堆Φ-1的建设。在全面启动阶段,列宁格勒科学家是科研团队的中坚力量,参与了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和试爆等各个关键性环节。在苏联核计划完成之后,列宁格勒科学家致力于热核武器研发和倡导核禁试,对巩固苏联国防和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课程资源的流通与融合。高中历史教学纪录片资源库是以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需求为前提,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旨在尽可能搜集并有效管理优质纪录片教学资源,从而降低教师教学成本、开放共享的专题数据库。2021年教育部、财政部在“国培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增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教育教学的意识,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理丰赠优质的纪录片教学资源,主动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变革的理念理应贯穿于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

摘要：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专门著录山东金代碑刻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问世,但在对山东金代碑刻的篇目整理、碑文释读、补史校史、书法艺术等方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东省为地域界限,对历年学界著录和研究山东金代碑刻的情况进行概述总结。

摘要：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培育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是联结学科核心素养和跨学科素养的有效纽带。在跨学科学习的主题选择上,要锚定目标,以历史课程标准为起点;整合素材,以历史学科教材为起点;挖掘资源,以区域乡土资源为焦点;多方沟通,以其他学科知识为通点;关注学情,以学生经验体验为基点。如此,以点带面,协同一体,共同聚焦于跨学科主题的选择。面对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困境与挑战,教育工作者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系统谋划和设计实施,最终服务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

摘要：二战以来,人类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国史学界则早在民国时期就非常重视对人类学成果的运用。在亲属称谓问题上,民国学者在充分继承前辈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吸收西方人类学界的相关理论,从而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在研究中较少受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力图揭示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民族志材料引入比较研究的领域;在引进理论时具有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进步。

摘要：子夏和曾子对儒学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将二者思想进行比较,最能体现早期儒学发展的两种不同进路:一、子夏重学,以博学多识为手段,进而践履儒学,属"道问学";曾子重视个体内在人格的完美,注重向内求索,处处以"德性"为尊。二、子夏特别重视礼乐制度,注重礼的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子夏的修身是由外入内。曾子的修身是由内至外,主要途径是自我省思。三、子夏强调修己以安人,注重外在功业,而曾子则更注重修身养性。四、曾子将孝置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尊地位,是一种"孝本论"的哲学,而子夏对孝则较少谈及。总之,子夏之儒与曾子之儒究其实质是学问进路的不同,实际上是"道同而术不同"。

摘要：全球化急剧扩张、文化价值骤然提升而中华本土文化境遇堪忧的现实,日益凸显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必须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传承革命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鉴借的发展向度。同时务必遵循文化的制度层面、器物层面、精神层面等各级层面"均衡"用力,协同推进的内在进路。惟其如此,中华文化复兴的美好愿景方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