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可以在贿赂犯罪侦查阶段借鉴和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因素,建立贿赂犯罪侦查阶段检举他人从宽制度,对于加大反腐败力度、促进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规范司法、推动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落实等具有积极意义。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从交易的发起阶段、参与方、申请的提出者、交易类型以及违反交易约定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以达到加大反腐败力度、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摘要：行政刑法是一个外来词,但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对其却有着大相径庭的认识和理解。新近出版的《行政刑法新论》一书以刑法之外的行政刑法这一独特视角,创造性地提出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新界域,对行政刑法属性坚持独立说,对行政刑法界定主张中义说,同时指出自然犯和行政犯的标准及划分不可能完成。以人身自由罚和财产重罚司法化以及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为旨趣,书中提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违法犯罪制裁体系,即刑法典和行政刑法的并立,同时设计了切实可行的配套方案和措施。我国1997年刑法典籍化之后也暴露出种种弊端,重新审视行政刑法,迅速完成其转向,并将其研究引向纵深,也就兼具理论与司法实践意义。

摘要：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程序的规定在理论上缺乏充足的根据,客观上不符合侦查规律,实践中难以操作,既无助于推动侦查,也不利于保障人权,还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必须进行改进.一、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缺陷从立法的原意看,中国选择立案程序主观目的是为了控制侦查权的滥用和侦查懈怠,严格控制侦查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促使侦查人员一定要履行职责积极侦查,不能不侦查.应该说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由于立案程序的设计缺乏理论上的支撑,与实践脱节,严重影响和阻碍侦查功能的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