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指标或者要素之一,合规文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合规文化的定位尚须厘清。合规文化注入合规计划,使合规计划由外在型、回应型转向内在型、预防型。但是,内在型、预防型合规计划并不意味着应采用道德的合规文化概念。合规文化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自上而下通过合规管理而形成的良好的合规计划的运行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地遍及企业的状态。据此,在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是评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综合要素,而非取代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更不是取代合规计划的发现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为更好践行综合要素的体系定位,有效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的设计模式应采具体式而非概括式。单位犯罪的罪责基础应当同时考虑单位的整体意志和有效的合规计划两个方面。在决策者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合,有效合规计划对单位犯罪决定、实施起到阻抗作用,并且产生可能减轻法益侵犯性的阻抗效果的,可基于违法性降低原理对单位犯罪从宽处理。

摘要：检察机关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达到预期成效,为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司法动能。改革经验在于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建立司法驱动与第三方参与相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健全规范与完善机制相并行的改革路径,因而合规案件在质与量上均取得积极进展。展望未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可在以点带面从个案合规到行业合规、构建不同涉案领域专项合规规则、设计适应不同规模企业需求差异化的合规管理制度和考察标准、严把出入口关、完善配套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

摘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我国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以执行外部政策,如以遏制刑讯逼供、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基本权利为目的而建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发现案件真相,涤除虚假性证据为目的而设置的＂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以改进技术性、细节性的不规范取证行为为目的而创设的＂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由于立法的规范目的各有侧重,三类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不可靠证据以及瑕疵证据的排除思路、排除程序、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方向各有不同,实践中的应用逻辑必须导源于立法目的。虽然中国特色的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硬伤＂和＂软肋＂。未来的证据排除规则应当逐步解决不同排除规则的位阶效力错位、解释造法的问题;调整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和设置模式;同时,在排除规则的设计上应将更多的目光从＂探求真相＂投向＂权利保障＂。

摘要：检委会的决策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整个工作具有重大影响。保障检委会决策的正确性,离不开科学的程序设计。检委会决策的程序包括前置程序、汇报程序和讨论决定程序。为了检委会的顺利召开,应设置三方面的前置程序。各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设立专门的检委会办事机构,由检委会办事机构指定专人对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每一个案件进行阅卷。在决定程序中,应当就每一项议题的内容进行表决,以便形成决议。在决定重大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就提请讨论决定的每一个问题逐一进行表决。在检委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无记名投票的表决程序应当作为检委会决策的必经程序。在决策可能存在重大错误时,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是保障检委会决策科学性的需要。

摘要：清末创立的检察制度尽管没有完全实施,但它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在诉讼制度上实行控审分离,仿照西方建立专门检察官制度;在司法制度方面促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使检察官享有独立行使公诉的权力;在监督体制上,将法律监督从一般监督中分割出来,作为检察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摘要：关于宪政的研究我们存在太多的困惑,直接后果是对中国是否是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宪政道路怎么走的迷茫。因此有必要对宪政的概念进行重新梳理,结合中国的现实,研究中国宪政的现状及走向。检察制度是中国宪政体制设计的重要形式,它的完善关系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摘要：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司法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也应充分考虑这一点。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新刑事司法理念，构建社会协作型的刑事司法体系，把刑事和解的精神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主要环节，设置相应的程序，发挥刑事和解的司法作用。

摘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内在要求,是法律监督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为此,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的价值观,依法及时有效地实施法律监督活动,保障法律制度的设计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摘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将其放在了证据章节中,限制了其原则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其精神在整个刑诉法中的贯彻和影响。要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应将其放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的基本原则章节中,确立其原则性地位,并为其规定合理的例外情形。

摘要：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制定的检察官权力清单有三种模式:全列型、员额型、排除型。这三种模式各有特色。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注意三个主要问题:检察机关办案职权的配置原则、检察机关办案职权的分解和检察长放权的力度。根据实践情况来看,检察官权力清单的设计应当采取员额型模式,对一般检察官应当给予中度放权,保证检察官在权力清晰的情况下,真正成为独立的司法办案主体。具体来说,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分为三大类,即检察委员会(检察官领导集体)的权力清单、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权力清单和一般检察官的权力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