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柏的长篇叙事诗《夺发记》从整体构思上对古典英雄史诗进行了全面"戏仿",展露了作家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他高超的诗艺。其中,"引喻"作为一门极为精湛而独特的语言艺术,是诗歌中戏仿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对"引喻"的巧妙运用,不但使作品在语言表达上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加大了讽刺的力度,而且有效地深化了作品主题和内涵,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从而引发了对道德问题的思考。

摘要：西方学界忽视了乔治·艾略特小说艺术和她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结合点,即心智培育这一主题思想及其艺术呈现。关于"心智培育"的主张,散见于英国众多文学家的笔端,构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其中有着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而她的"天鹅绝唱"《丹尼尔·德隆达》可谓重中之重。小说叙述者给美德下了一个空前简洁的定义:美德即非我的自我。在艾略特的笔下,同情心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必由之路;"同情"既属于认知/审美范畴,又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席勒。在《丹尼尔·德隆达》中,"听"就是同情,关德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听力"的转变。通过关德琳的故事,艾略特点明了心智培育/文化生活的两个基本前提:爱心和知识。更值得称道的是,艾略特把二者看成互相交织的结合体,她笔下的知识教育不仅是智育和美育,同时还是德育。关德琳走出自我的每一步,都和自尊心被撕痛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从羞耻心转向同情心(走出自我),还要耐得住痛才行。小说中还值得留心的是"去除所学"一词。许多提倡教育/心智培育的书籍只强调学习,而艾略特却把"去除所学"放在了首位,这样的悖论堪称一绝。

摘要：21世纪的津巴布韦英语文学不乏“黑”“白”文学交融、书写主题多元、叙事技巧精湛的作品,但国外研究大多“黑”“白”分明地聚焦民众的苦难体验,并凸显非洲文学的政治性,既强化了非洲“灾难”大陆的单一印象,也固化了非洲文学政治性有余、艺术性不足的刻板认知。这与津巴布韦两极化的政治有关,与非洲文学创作、研究中的社会政治关怀传统有关,但不足以呈现非洲的丰富多元,也未能展现非洲文学的整体成就、认知功能、美学特征和艺术水准。中国视角可以对非洲文学做出更全面的考察,对非洲形象形成更多维的透视。

摘要：国内外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让希尼饱受青睐的与其说是他诗作的内在品质,毋宁说是一些外在因素,例如,他所关注的文化身份话题,刚好跟国际学术潮流的主流话语契合。这一说法的依据,又刚好与最近几十年流行的"去经典化"潮流契合。然而,希尼诗作的艺术生命力无法仅仅用经典化的理由加以解释,而必须从经典性的角度作深层次的探讨。而这经典性,归根结底,在于价值语境下知识的妙用,在于价值语境中情感的处理。认知和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离开了价值语境,希尼诗作的经典性就无从谈起。

摘要：在木心丰富的创作中,最富个性且最具争议的是他的“重写”文本。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文本再生”或“修缮”等术语进行界定,但这些界定仍有语义未尽之处,尤其在考察木心的“重写”文本时未能将其与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因此,该文基于木心“海外华人”与“艺术家”的身份,联系其生平纪事,对他重写自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的作品《魔轮》进行文本细读与距离阅读。这不仅意在分析木心在原文本形式与内容上的继承与扩充,还意在将《魔轮》看作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使《魔轮》在“危险”中享有“合法”地位,并据此透析木心重写的意义。

摘要：挖掘基于价值塑造的大学英语课堂育人设计内涵有助于深化教学实践中的价值观底色培育。厘定大学英语课堂育人设计内涵的核心要素——设计理念与设计要求,将进一步明确大学英语课堂育人的行动方向。强调育人设计理念应从英语学科“人文性”出发,育人设计要求应突出“扶放有度”在英语关键能力教学训练中的有序融入,科学挖掘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向度与价值情感,为认知学习获得持久的原动力,促进价值理性乃至价值品质的形成。

摘要：《当你老了》问世以来,在进入世界文学的流通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从龙萨法语诗、叶芝英语诗到中文译诗的跨语言转换,再到赵照中文歌曲以及多语种翻唱歌曲的跨艺术转换。学界多关注叶芝对龙萨的改写以及叶芝诗作的中文译介。本文聚焦叶芝诗作在中国文化流通语境中的跨艺术转换和主题嬗变,重点分析从爱尔兰诗人叶芝到中国歌手赵照之间的“艺格符换”现象,分析其发生原因及意义生成,探讨此个案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为新媒体时代的文艺创作与传播提供借鉴。

摘要：《大地麻木》是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于1979年出版的诗集。在诗集中,诗人休斯以冷静、真实的笔触揭示了现代语境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人与世界,生命与死亡之间隐秘而又复杂的联系,体现了诗人对现代语境下人类命运和生存状况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结合社会历史语境,笔者从呈现诗学视角对诗集《大地麻木》进行文本分析,旨在探讨诗人休斯对异态并存的现实的呈现,与对理想生存体验的诗意构想,以期更好地把握休斯的诗歌艺术魅力。

摘要：关于田汉的左转,学界普遍聚焦于《我们的自己批判》,对1929年出版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鲜有关注。笔者认为,田汉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揭示了他政治转向前的某种心路历程。该书深入分析了威廉·莫里斯[1](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莫里斯倡导“劳动快乐化”,基本解决了困扰田汉多年的劳动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和必然性,田汉重申了“人格就是诗”——真的诗人视劳动为艺术,因而就是真的社会主义者,从而实现自我转向逻辑上的圆满。田汉的自传小说《上海》前三章与后四章发表时间间隔约一年半,而《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恰成书于此时。田汉对莫里斯的深入研究,似造成了小说前后主题和叙事方式上的断裂,其中生动地再现了田汉思想转向的过程。

摘要：在新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框架下,以语言的"体认性"这一本质特征为出发点,对语言中的指称对象进行推理,并用隐喻论解释指称表达式与所指这两个认知域的相互显映关系,以此来说明意向性和突显性是如何在指称表达式的选择和理解过程中同时起作用的,交际双方又是如何在语用推理中实现指称表达式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以期构建一个有关指称生成与理解的认知语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