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探讨李渔的人格心理嬗变与其小说戏剧、创作之关系,认为其小说、戏剧作品思想境界与艺术格局之形成,根源于他一生中最为本质的人格心理变迁:从"愤世"走向"谐俗"。李渔这种人格心理蜕变,最终导致其文心的转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所从事的小说、戏剧创作,并不是纯粹写作,而是出于现实与世俗目的考虑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极大地阻碍了李渔社会批判精神的发挥与艺术创新才能的拓展,造成其小说、戏剧作品片面推崇文学创作上的娱乐主义。李渔由此错过了可能使他成为第一流小说、戏剧家的历史契机。

摘要：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摘要：清朝乾隆九年(1744),杭世骏落职归田,以原西湖吟社和湖南诗社为基础,会聚在杭文人、诗僧,共结南屏诗社,寄情山水,歌咏太平。南屏诗社历经十年鼎盛期,延续四十余年,以厉鹗、杭世骏、丁敬等为代表,是"浙派"文人群体的重要基地。诗社文人诗僧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代表了"浙派"的成就,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摘要："太学体"问题是北宋文学史研究中久讼未决的疑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看法是:"太学体"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祜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它的产生既是石介、孙复、胡瑗等人在太学期间"复古"过当的必然结果,更与范仲淹的复古思想及"庆历新政"本身的局限密切相关。本文则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其文体范围包括"赋"、"策"和"论"。从景祜"变体"到庆历"太学新体",再到嘉祐"太学体",名称的变化正昭示着该文风由孕育成熟到蔓延成风的内在轨迹。"太学体"文风的诸多弊端虽然体现在科场答卷之中,但其根源实在国子监及太学诸讲官偏离常轨的教学内容及训育方式。与此同时,国子监生员在科举考试中能够享受到的诸多特权,也对"太学体"文风的持久蔓延产生了影响。"太学体"文章的艺术表征,乃是"庆历之学"的学风特点在文章写作中的必然反映;石介以"庆历新政"为背景创作的《庆历圣德颂》,集中体现了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文风特点,是一篇"太学体"的范文。作为科场文风,"太学体"根本无法与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主导的"古文"创作以及被后世称为"西良余绪"的骈体文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

摘要：明清时期一部分文人作家为有效进行个人情志表达而以诗言志的思路和手法利用了剧体,此之谓"剧体诗用",并因此对剧体作了改造。但这一剧体的改造并不是戏曲发展变革上的改造,而是文人诗心为了适合个人表意目的而对剧体的利用。要认识这类剧作的面貌和价值,不应只把它们放在戏曲发展史上来考察,看到它们是对戏曲的变体,还应把它们放在诗歌发展史上来考察,看到文人在诗言志传统上对剧体的主动利用。写心剧是文人个人表意立场上的"剧体诗用",而不是戏曲编演立场上的"剧体剧用"。

摘要：古典史诗具有"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两种形态。"口诵史诗"集中出现在西周初年,具有吟诵性、教训性及叙事性特征;而舞蹈史诗则从周初的"大武乐章"一直延伸到唐代,并与宗庙祭仪紧密结合,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是天地、祖先祭仪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舞蹈史诗具有与口诵史诗不同的表现力,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史诗的民族特性。

摘要：在前代小说取鉴戏曲体制因素的创作实践的启发下,《红楼梦》在叙述结构、情节建构和人物刻画中化用了杂剧楔子体制、戏曲副末开场程式和戏曲科诨体制。《红楼梦》的这一艺术实践能够有意识地以小说文体规范对戏曲格式予以消化、提炼、熔铸,在小说叙述中起到有效的修辞作用,很好地体现了小说利用戏曲格式以丰富表现手法,实现艺术追求的创作思路,代表了明清小说利用戏曲体制因素的艺术实践所能达到的理想标高。

摘要：唐懿宗咸通以后,军阀割据,宦寺猖獗,朋党构祸,文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人命运急剧恶化。在乱世政治文化的持久震荡下,诗人人格发生了多重蜕变,儒道精神与皇权意识丧失殆尽,追名逐利的仕宦人格与避乱出世的隐逸人格皆背"道"而驰。人格蜕变的多重性决定着诗风流变的多元走向,唐末诗歌或浅切,或鄙俗,或清丽古雅,或苦吟僻涩,清浊俱下而缺乏主流,其轻浅纤微的艺术风貌无疑是唐末诗人凄楚无奈的人格反映。

摘要：元代出現的直說作品並非講史、平話影響下的衍生創作,而是基於閱覽之用對經史典籍作通俗淺易闡述的白話文本著述。其對"直說"的標舉,並非指向於某一講說活動,而是對文本編寫所使用的白話表述方式的强調。直說作品的出現,乃緣於蒙元統治環境中白話地位的提高,以及漢族文人服務蒙古權貴學習漢文化的需要,並由此而進一步激勵、推動了面向下層民衆的白話著述的編刻。直說作品所蘊含的使用白話的立場和態度,真正體現了書面白話著述的自覺,這在古代白話文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開創意義。

摘要：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