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域外适用是我国劳动法典编纂论证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结合立法与实践,我国事实上形成了两条劳动法的域外适用路径:一是直接适用劳动法;二是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指引适用。然而,上述路径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适用逻辑并不清晰。从立法技术层面考虑,在编纂劳动法典时应当明确域外适用范围的条款表述,且不宜纳入法律适用法规则。以是否存在统一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作为考察依据,不同国家劳动立法呈现出差异化的域外适用表述,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性的立法管辖标准,即以“真实联系”为核心。故此,在设计劳动法典的域外适用条款时,可考虑在地域适用范围中融入真实联系原则,以完善域外适用的表述,同时协调劳动法典域外适用与法律适用法规则的内在逻辑,谨慎适用强制性规范,将域外适用范围作为最密切联系的情形,并允许当事人做出对劳动者更为有利保护的法律选择。

摘要：货币政策宽松、传播方式演进与社会思潮变迁构成了投资游戏化的社会底色,而证券经营机构的竞争与特定市场结构驱动下的经营模式构成了投资游戏化的市场底色。投资游戏化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科学和心理学设计,在原本由交易结果提供的反馈之外衍生非金钱元素为基础的动机,并通过平滑交易、降低交易难度来提升投资者交易能力,最终提供触发因素刺激金融风险承担,“推动”交易行为实施。投资游戏化存在损害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的现实风险,带来风险监管的结构性挑战、行为监管的失据风险与竞争监管的示范性问题。域外基于利益冲突的规制范式存在加剧垄断、损害市场健康发展与监管视野受限等问题,应归咎于严肃投资原则的缺失。严肃投资原则以盈利性目标为核心,以理性审慎决策为依托,以长期主义理念为导向,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与适用性。严肃投资原则的内化适用需以思维对思维的原理为依托,以风险的恰当分配为进路,以疏堵结合的制度环境建构为支撑。

摘要：在我国长期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免费参与的“互联网有奖销售”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不正当有奖销售条款的严格限制。不少学者呼吁将“有奖销售”改为“有奖促销”,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理论探讨。实际上,“互联网有奖销售”与传统有奖销售存在天壤之别,从付费到免费,实现了从销售行为到广告行为的转型。“互联网有奖销售”的实质是“有奖广告”,它将广告费用直接给予社会公众,既能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又使社会公众从中受益。因此,“互联网有奖销售”是一种正当的商业手段,简单地对此套用禁止不正当有奖销售条款,可能遏制商业模式创新的活力。

摘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逻辑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功能目标实现上的错位。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最大程度上化解央地之间的博弈困局,提升审查主体的能动性,引导其自觉作出符合制度要求的行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机制变革需以激励相容原理为指导,使审查主体的价值追求与制度的预设目标更为契合。然而,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却与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相背离:主体自利性动机导致央地目标不一致;公平竞争审查利益补偿机制匮乏导致地方政府审查能力不足;责任惩戒规则可操作性较弱导致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审查行为。对此,需从主体、利益、权责三重维度探寻相应的协调机制,提升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性。

摘要：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天主教在康熙朝经历了“禁教—容教—再禁教”的剧烈动荡。鉴于这种典型性,研究者要么从文化冲突视角,要么从政治分析角度研究康熙朝容教与禁教问题。如果结合在华耶稣会士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这些容教与禁教决定的作出都是围绕着相关案件展开,其处理过程都是依托着清初相关法律制度背景设计进行的。清廷对于天主教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是康熙朝容教与禁教决定出台的基准点。对于康熙朝容教与禁教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司法视角”展开。

摘要：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新增禁止经营者利用平台规则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条款。以移动应用分发平台为例,其平台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关注。美国、欧盟等均对在iOS设备应用分发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苹果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苹果公司针对付费应用和应用内付费数字内容收取最高达30%的佣金涉嫌构成不公平高价;强制使用自营应用内购买系统且附加“反转向条款”涉嫌构成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竞争应用收取高额佣金、操纵App Store搜索排名、强制下架竞争应用、不当利用竞争应用的非公开信息涉嫌构成自我优待。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持续追踪域外相关执法动态,做好移动应用分发市场的竞争状况评估,推进常态化监管;及时精准认定利用平台规则实施的滥用行为,并设计有效的救济措施,强化反垄断监管;推动构建平台事前规制制度,要求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高运营透明度,实现全链条监管。

摘要：既有数据确权方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人主义权利观,此种权利观主导的数据确权方案过度强调个人贡献在财产权配置中的作用,容易诱发权利冲突。数据确权应注重整体主义权利观的应用,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整体目标、以效率和正义为具体目标确定数据权益配置的方案和各数据权利的规范设计。在这一目标导向下,应确认和保护数据财产权和数据来源者权,并对两项权利作合理限定。数据财产权益配置中,一方面应确认和保护数据生产者或合法继受者的排他性数据控制者权;另一方面,应增设存在合理控制数据之事实作为权利取得的要件,限定数据控制仅及于数据、不及于信息内容,设置数据利用的强制许可制度。数据来源者权配置中,应赋予数据来源者请求数据控制者复制或移转相应数据的权利;再一方面,应以“信息来源者”和“信息直接提供者”两个要素限定数据来源者权的主体范畴,将衍生数据排除出数据来源者权的客体范畴。

摘要：公司机会规则于2005年从英美法移植而来,旨在防止公司内部人把影响公司利益的机会转归自己利用。本轮《公司法》修订新增“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目的条款,并将公司机会规则抬升至单独一条,表明立法者已意识到“允许作为企业家的内部人合理利用公司机会是激励冒险、尊重创新的具体手段”。但由于忽视了域内外制度演进的差异、未厘清与大陆法系竞业禁止等固有概念的关系、条文设计片面维护公司利益而对有效抗辩事由表述寥寥,规则的整体价值无法彰显,司法适用面临窘境。依循“当然利用”与“豁免利用”的二阶进路,可识别出诉讼中的九项有效抗辩事由,并从增列义务主体、改进批准程序、明确披露行为三个维度辅以规则完善细节,逆向划定“利用公司机会”的边界,切实保护企业家权益。

摘要：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应当立基于数据上多元主体之间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统筹数据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围绕保障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和促进数据流通利用之间的动态平衡展开制度设计。为此,就需要在数据来源者与数据生产者、数据生产者与数据使用者之间,以数据生产者的数据持有权为枢纽,向前向后分别构建数据来源者权和数据使用权及相应的权利关系结构。

摘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实施已近9年,有必要对其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检视。在立法层面,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国家立法逐步展开—地方立法积极回应”三个阶段,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实施层面,执法数据表明该制度的适用率极低,究其原因既有重罚主义倾向下执法人员不敢罚的主观成因,也有该制度本身不合理的客观成因。有鉴于此,可以从立法和执法两条路径出发对其进行完善。在立法上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构成要件,完善计罚方式;在执法上明确“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同时为“可以不予”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设计双轨制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