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制的核心。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中存在有关基金契约结构的条款相互矛盾， 基金契约订约方间法律责任不明， 基金发起人充当基金契约订约方违反代理法理、并可能损害投资人权益等弊端， 我国基金契约结构设计应在明确投资基金和基金契约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前提下， 通过修改完善相关规定， 采纳三位一体的二元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模式， 即以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为订约方， 投资者为相关受益方的三位一体型态， 从而形成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为实质受托人， 受益人为实质委托人的二元结构。

摘要：发回重审乃上级法院纠正下级法院错误判决的手段之一,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科学构建发回重审事由,有利于发回重审功能的实现。分析发回重审事由设计的理论依据,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是发回重审的唯一事由,事实认定不清不能单独作为发回重审的事由。《民事诉讼法》第170条关于发回重审事由的设计有违诉讼法理,欠缺正当性。应当区分严重程序违法与一般程序违法而设定发回重审的事由,前者乃绝对的发回重审事由,后者只有在影响裁判结果且以维持审级制度为必要的情况下,才构成发回重审的事由。

摘要：假释适用条件是假释制度的核心。我国应取消《刑法》第81条第二款关于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对累犯及其他需要特别关注的特殊犯罪设计更加合理的假释适用条件;区分初犯、再犯、故意犯、过失犯等情形,科学设定假释适用的时间条件;通过设计科学而易操作的评价标准、严格的评价程序等,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

摘要：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 ,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 ,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律制度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议还是预算执行 ,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

摘要：宪法司法化无疑是我国宪政之旅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若我们不能一一道出其中的障碍,那么制度的设计就必然不会顺心顺意。法学研究向来都是世俗的,在于为社会中出现的难题提供可操作性的答案,若这种研究蜕化为一种纯美学的自娱自乐,则这种流变是值得学界警醒的。

摘要：由于世界各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当得利的法律冲突问题日益突出。为保证支配不当得利之债的准据法与当事人的意愿相一致或有最密切的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因识别或定性不同而带来的难题,不当得利准据法应依序设计为:不当得利起因于合同时,适用该合同的准据法;起因于其他法律关系时,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起因于不动产交易时,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在其他情况下产生,则其准据法为利益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

摘要：司法审查制度发轫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几百年来,在发挥保障人权、维护宪政等作用的同时,其正当性也受到人们从权力来源、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等不同角度的质疑。针对民主性、合宪性和违宪性这三种典型诘难,亦有学者一一提出消解进路,为司法审查制度辩解,从而形成了不少研究司法违宪审查缺陷和完善的理论学说。先贤们围绕司法审查的讨论不仅丰富了法哲学的思想内涵,推动了社会制度设计与生活实践的磨合,同时也为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当前的相关试点方案倾向于机关思维方法,机关思维以机关主体为中心,是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有违权力制约原则、民主原则等,需要对其予以批判。而程序思维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对权力设置、运作、监督等各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指引的方法,其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且两者的运用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序列问题。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应当统筹运用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和理性场域中获得秩序认同和现代宪法价值共识。

摘要：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法律意义上的主权统一配置于中央,后者则使其在联邦政府与成员政府之间分享。这一根本区别还通过宪法安排中一系列其他重要区别体现出来,如成员政府(地方政府)权力受宪法保障的程度、地方是否享有一定的宪法自治、地方政治实体在中央被平等代表的制度设计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改变方式和权限争议的解决方式等。特别行政区制度虽然是我国宪法制度中的一大创新,但其在上述方面均符合单一制国家的宪法安排,因此仍然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之下的一种宪政建制。

摘要：2017年注定是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务院办公厅1月份印发的《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描绘了顶层设计,证监会5月份颁布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则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规范提供了制度方案。伴随着这两份法律文件的出台,区域性股权市场一改波澜不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