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在美国和欧盟都出现了从本身违法或目的违法到合理原则或实质效果违法的转变,并出现了进一步向系谱化合理原则演进的趋势及双层平衡理论。以法益分析解释新动向,竞争效果是法益博弈结果,系谱化合理原则是法益系谱化矛盾运动的体现。将法益分析运用到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设计结构型合理原则具体规则。

摘要：挂靠式融资制度是民营企业针对当前金融抑制、信贷配给约束、所有制差异等因素叠加造就的融资难与融资不公问题而创设的融资新形式。挂靠关系因融合契约关系与社会关系而呈现复杂与不稳定性,挂靠制度因具体构造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法律属性,挂靠融资模式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与引发市场风险间也呈现价值对立。挂靠式融资的法治化改造,需要从细化挂靠中介业务规范、完善挂靠融资协议、严格管理责任等方面入手进行制度设计,在控制风险发生的同时发挥其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的价值功能。

摘要：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变革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当今变革时代的一项变革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进程中,坚持公平竞争和实现竞争法治始终是其最基本特征和最重要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公平竞争重大政策,完善公平竞争监管体制机制,深化公平竞争监管实践,推动我国公平竞争治理进入新阶段。作为国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顶层设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历时八年不断发展和完善。

摘要：本研究从工作繁荣的社会嵌入理论和自我调节模式理论的视角,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两项子研究探讨了工作自主性如何作用于员工工匠精神的途径。研究一构建基本理论模型,通过340份员工的三阶段有效问卷分析发现:工作自主性正向影响工作繁荣,进而激发了员工的工匠精神;运动模式增强了工作自主性对工作繁荣的积极影响,进而增强了工作自主性通过工作繁荣对工匠精神的积极影响。研究二继续细化分析和验证前文的理论假设: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了四条激发员工工匠精神的路径,发现所有路径中工匠精神的激发都离不开工作自主性这个主要的前因变量,进而进一步支持了工作自主性正向影响工匠精神的理论假设,弥补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相对不足。

摘要：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技术与商业出版模式的迅猛发展,推动新型字体在作品个性化表达方面成为重要元素,也同样刺激着字体设计行业的成长与维权。但在字体的法律保护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却一直存在着可版权性认知尚无定论、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缺乏共识的基本问题。综合知识产权负空间视角下利益平衡的理论分析与否定版权保护模式下产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否定字体的版权强保护模式是一个更符合我国本土利益平衡与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同时,字体设计者可以通过字体程序的版权、字体名称的商标权、字体设计的专利权、字体库的反不正当竞争利益等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协调运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及获取鼓励创新的持续动力。

摘要：2021年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将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资本制度改为授权资本制,同时保留了认缴制。认缴制和授权资本制的推行具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意旨,目的均在于缓解法定资本制过于严苛的不足,功能上具有替代性;但二者的运作机理和制度逻辑不同,认缴制重在突出股东的出资自主权,授权资本制则更看重公司的融资自主权。目前公司法草案中将两种制度杂糅在一起的制度设计,不仅不能达到功能互补或增强的效果,反而叠床架屋,增加立法和法律适用成本。更重要的是,认缴制的继续保留会加大股东出资自主权和公司融资权之间的张力,折损授权资本制提高公司融资效率的制度功能,增加无谓纠纷,加大公司治理难度,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应当摈弃认缴制,回归到实缴制,以充分发挥授权资本制的优势和功能。

摘要：在智能互联网时代,陌生人在智能算法工具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下被“熟人化”,需要道德来维护网络社会人际沟通的相互尊重与和谐稳定。这导致道德的普泛化:道德在功能分化社会作为特殊的沟通模式,借助互联网的普及,扩展到其他功能领域,从而盲目地以道德经验与道德标准来评判一切现象。道德的普泛化在网络社会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要求人们进行无底线的尊重与藐视,严重限制与威胁了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网络暴力现象正源于道德的普泛化。法律可以通过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来限制道德的“去分化”,引导网络平台设计合理的选择框架“助推”多元化的道德选择,设立基本的隐私信息屏障来保留最低限度的物理生活空间,以及合理设置被遗忘权为改过自新提供机会。

摘要：作为企业管理工具,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也存在被滥用的体系性风险。在分配个人信息处理风险时,应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合理限制公民个人、企业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自由,并以此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法理依据。企业在设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计划时,应遵循目的正当原则、区分原则、均衡原则与信赖原则。对企业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时,应贯彻三阶审查法,即递进式审查合规计划的一般特征、具体要素及其功能、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的底线,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划定。以企业的个人信息处理是否合规,以及企业领导人、合规负责人是否履行监管义务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行为不法的评价标准,可有效保障本罪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之底线的功能实现。

摘要：自21世纪初以来域外法对时效协议有逐渐放宽的趋势,法、德等国修法活动在反思公益性理由的基础上,允许当事人订立双向时效协议。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理念及规则设计等深受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影响,故现行法框架下公益性亦不构成禁止时效协议的理由,时效协议亦不违反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且具有独立规范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上的时效协议类型各异,既反映了交易实践中当事人对时效利益安排的多元化需求,也表明某些时效协议与现有规则可具兼容性。我国应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并设置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对人身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应限制或禁止适用时效协议;对排除诉讼时效适用和中止、中断事由的约定,应认定无效。

摘要：商品瑕疵于交付两年后暴露,买受人即使无过错,仍无法依合同请求赔偿商品自损。既有补救方案存在诸多缺陷,不能合理地解决最长两年通知期间的弊端。商品瑕疵多发生在设计、生产环节,专业知识的缺乏及买受人对全新商品的期待,令销售商没有能力和机会检测商品并对质量负责,其承担责任后通过追偿由制造商承担最终责任。为免出卖人难以搜集证据向制造商追责,《民法典》第621条设置绝对化之两年期间,但同时保护了销售商和制造商,构成法律漏洞,应将“出卖人”限缩为单纯销售商。客观上,质量默示担保是流通商品的必备属性,无须明示与意思合致,可成立于制造商与买受人间。主观上,除代理商外,行纪商、协议经销商、特许经营商等,均为商品销售体系的重要构成,受制造商相当程度的控制。下级销售商的分销符合委托人的意愿与利益,亦间接受制造商一定控制。隐蔽瑕疵于交付两年后暴露,如买受人无过错,可类推《民法典》第926条,直接向制造商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