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商业模式日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劲发动机,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而专利保护应作为主要方式。目前相关法律保护制度无法充分覆盖商业模式保护,需要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专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总体观察视角,以利益的冲突、衡量与选择作为核心设计理念。具体而言,应以专利法律为主,配套政策文件为辅,构建商业模式知识创新与利用的整体政策体系;在商业模式专利审查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应当严格专利审查标准,尤其是严格创造性标准的审查;采用特别保护制度进行辅助,比如短期专利制度等特别措施;建立商业模式专利人才体系培养机制,探寻商业模式专利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坚定维护我国国家社会利益,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与繁荣。

摘要：2021年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以繁简分流为指针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重要修正,此次修法以一审审判程序的重新配置与独任制的扩张适用为重心,以期整体上提升民事诉讼程序效率。解绑审判程序与审判组织、扩张独任制适用范围等立法选择固然值得肯定,但繁简分流改革并未遵循应有的制度逻辑,导致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繁简分流的起点设计失之允当、小额诉讼改革方向错误、程序简化与程序保障间局部失衡。繁简分流改革若想真正取得成效应遵循双重制度逻辑,一方面根据案件所涉实体利益大小对一审审判程序进行分层,另一方面根据案件自身性质对审判组织进行划分。

摘要：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技术体,不断改变广告传播的媒体环境和用户环境,广告逐步与媒体内容融合,彼此的边界正在消失,导致广告内容化趋势。尤其是以原生广告等为代表的广告内容化生存和发展,导致了消费者知情权的丧失、主体性的缺失、隐私的被侵犯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等一系列传播伦理困境。对此,本文认为应实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增强政府和机构的监管力度、建立平台自治和行业自律机制、提升用户的平台媒介素养和广告辨识能力,从而有效防范、消除广告内容化的传播伦理困境。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在自动学习的基础上生成新内容的能力,在引发生产力革命的同时也形成了法律规制难题。ChatGPT会造成隐私侵权、数据安全风险以及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困境等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数据中心主义、算法高度信任以及规范滞后于技术等。治理ChatGPT应当秉持捍卫人的尊严原则和倡导有限信任原则,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确定权属分配,并构建以开发设计者为主体的合规方案,发挥科技伦理引领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具体可采取对数据采集的合规控制、以技术治理技术、优化数据管理方法等措施。为了防范ChatGPT过度模糊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边界,还应根据用户的专业性程度配置不同的披露义务。

摘要：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具备可诉性,可作为一项复合的整体被诉,属于GATS所调整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清洁网络计划歧视中国电信和互联网行业企业,给予了中国“同类服务和服务供应商”最不利的待遇,违反了GATS第2条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义务,也违反了美国在电信领域的大多数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广告服务、视听服务、娱乐服务等部门,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这三种服务提供方式中作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不符合GATS第16条和第17条。在DSB申诉的同时,中国宜秉持开放共享原则推动构建无歧视的数字安全全球规则,同时反美国之道行之,切实履行WTO义务和入世承诺。中国企业则应提高合规意识和能力,若遭受损失可尝试通过美国国内救济途径维权。

摘要：横向税收分配乃同级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市场经济发展和共享税制设计,决定了我国应当重视该制度。但目前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概念与原则缺失的制度内容问题;另一方面存在政策导向、规则碎片化的制度模式问题。为此,结合本土国情,我国应将横向税收分配的对象限定于税收收益权,分离收益权与征管权,明确横向税收分配的内涵和原则;同时,确立混合治理模式,构建三类型规则与双层次协商的治理结构,完善人大监督和纳税人保护机制,实现横向税收分配制度的规范化。

摘要：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过程,实质上是对夫妻双方所享有的股东权益再分配的过程。为实现股权权益的公平分割,首先需明确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对象及于包括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在内的全部股权权益,制度设计范围内对股权本身的分割不会损害有限责任公司之人合性。完全隐名的非股东配偶基于其所享有的股权权益,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可主张分割股权本身而获得股东资格。不完全隐名的非股东配偶则无需受到上述股权转让限制性规则的限制。夫妻共有股权分割方式的确定应以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为先,不能协商一致的,应根据夫妻双方对分割方式的不同意愿,由法院具体确定分割方案。

摘要：市场主体新陈代谢是市场经济中的客观规律,金融机构也不例外,但金融机构的涉众性、系统重要性、风险传导性等特征使得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较普通企业更为复杂。为了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能,形成稳定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预期,有必要在行政处置程序之外,保留由法院主持与推动的司法主导型金融机构破产程序。金融机构破产立法有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两种模式。考虑到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与普通企业破产程序、以及各类型金融机构破产程序间共性突出,为减少规则制定的脱节与矛盾,建议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时,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一章。金融机构破产机制设计应当保障法院享有最终决定权,公平保护债权人,并建立起与其他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方式的协调衔接机制。

摘要：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作为资本市场回应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金融工具,绿色债券不能徒有标签而无其实。现阶段我国应该在诸多制度安排中突出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作用,以期通过市场机制与社会监督防范募集资金用途异化。目前,我国现行信息披露制度设计失衡,实践中信息披露报告流于形式,无法满足防范募集资金用途异化之需要。对此,应以募集资金使用为主线搭建制度框架,围绕募集资金使用完善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披露内容,并构建配套措施保证信息披露制度发挥作用,使绿色债券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债券。

摘要：公司社会责任共识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与公平的两难、理论解释的偏差以及我国对《公司法》中非市场机制的高度提防。虽理论争辩未能定分,但以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为代表的社会责任承担方式逐渐成型,尝试以反身法路径构建“促进效率,体现公平”的理想型公司法。当下,我国《公司法》确有必要通过社会责任条款探索出可持续公司法的实现路径,从理念价值层面提升我国《公司法》对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适应力与回应力。在模式选择上,应当注重法律原则的宣示价值以及社会责任标准的细化支撑功能。在制度构建上,嵌入社会责任愿景的同时应设置必要限度,明确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规范属性与附条件的裁判规范属性,并从公司监督机制而非决策机制着手进行制度设计。就社会责任报告而言,需区分不同类型的公司,设置差异化的披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