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的相关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对电子商务数据权属的界定,更应关注数据流通。电子商务数据“生产-交易-共享”全流程均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69条确立的基本法律框架之内有序进行。在电子商务数据生产机制方面,为在充分发挥电子商务数据商业价值与人格利益保护之间形成平衡,应从数据收集、数据产生、数据分析等方面进行合规方案的设计,尤其需要根据数据主体关系的不同确定数据收集的不同合规方案。在电子商务数据交易机制方面,应明确电子商务数据交易本身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与可行性,电子商务数据所具有的非物权客体、非知识产权客体和非人格权客体的独特法律属性决定了其无法以所有权为中心建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数据交易的实质是数据使用许可,可以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制度构建电子商务数据使用许可制度。此外,在电子商务数据共享机制方面,既要充分意识到电子商务数据共享对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亦需对构成商业秘密的电子商务数据向公共数据转换进行合理限制。基于此,电子商务数据共享应从单向数据共享模式转变为双向数据共享模式,实现电子商务数据与公共数据的双向互动。但是,构成商业秘密的电子商务数据不得直接向公共数据转换,政府对共享的电子商务数据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摘要：恢复性司法理念、公共利益保护与积极特殊预防理论赋予了企业合规正当性。但是,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对企业合规的理论倡导和制度建言多有悖反与张力,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建构刑事合规理论,有助于推进合规试点及立法。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不应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责任一体而惩罚分离”的基本立场,企业刑事合规、直接责任人入刑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破解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与司法之困境。在组织体责任论的基础上,企业具有两类出罪路径:一是以企业合规作为抗辩事由实体出罪;二是基于检察院不起诉裁量权,在企业刑事合规后程序出罪。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不应恣意,应当从出罪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方面进行案件事实审查、社会利益审查与再犯预防审查。

摘要：网络作为关键基础设施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网络强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对网络与数据法学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且标准越来越高。高校法学专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承担着为国家培育输送法律专业人才的重任。高校开设“网络与数据法学”课程以培育学生及时掌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与法律治理的前沿专业知识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综合素养为教学目标,顺应我国数字时代法治实践、社会发展和高教改革的需要。在明晰教学目标、聚焦教学重心和剖析教学挑战的基础上,必须做好课程设计、延伸课堂教学、灵活授课方式、注重教学反思以及创新期末考核方式的教学策略。旨在通过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加强技术与法律融合、注重师生教学互动等教学方法创新,切实提升教学水平,为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摘要：虚假广告罪几乎沦为一个死罪名,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法益位阶的错误认识,并因此难以适当地确立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罪为侵害复数法益之罪,在其法益位阶上,市场交易秩序为优先序位法益,属个人法益的财产权利的为次位法益,而非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与之相反的位阶次序。对市场交易秩序侵害的效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效应,因此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回归虚假广告罪的刑法本条的规定,选择相应的行为内容,即虚假广告行为的投放持续时间、在媒体宣传的频度、对媒体的覆盖范围以及广告本身的虚假程度等来综合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

摘要：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数据资产是数据要素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具体的、微观的财产形式,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不仅体现在数据生产、数据交易、数据应用等价值创造环节,而且还体现在价值利用和融资环节。数据资产化具有多维的理论基础,数据资产满足融资的基本条件,具有可融资性特征,数据资产融资的法律实现形式为质押,可参照动产质押规则,设计和制定数据资产质押的相关法律制度。

摘要：[研究目的]研究网络战及其视野下的数据主权风险,有利于维护我国总体国家安全与网络空间发展利益。[研究方法]追溯网络战的缘起与演进,对其存在之争进行回应,解构其基本内涵。在网络战造成的威胁下观察数据主权在网络空间物理层、逻辑层和社会层面临的三重风险。提出在网络冲突中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的因应之策。[研究结论]保障数据主权安全就是保障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安全,面对网络战在当前国际法层面形成的“法理真空”局面,我国应当积极推动构建符合“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网络空间规则体系,占领国际网络冲突的“法理要地”;通过重视数据主权的战略顶层设计、法律政策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我国整体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并合理利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等多重手段的反制措施,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安全。

摘要：解决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失真顽疾,仅靠压实审计机构的责任是不够的。立法层面构建独立的外部审计制度,切断恶性竞争引发的审计质量下降,才是合理问责审计机构的制度基础。审计制度的规则设计中,分离财务报告编制权与审计机构的推荐权,做到“推荐独立”;分离选任期间与审计期间,做到“高质量审计”;优化并细化《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的审计委员会之财务会计监督职权,摆脱“审计依赖”的实践惯性;适当丰富选任制度的多样化,为促进“高质量审计”提供制度空间。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垄断行为的频发不仅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也会严重侵害众多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反垄断法》的正式实施后,引入了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其能满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迫切需求,且能弥补行政执法和私人诉讼固有的局限性,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完美契合,其他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有效经验也能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但目前制度仍需要明确的规范和实践进行指引和探索,在制度程序设计上,建议设置行政前置程序、细化反垄断公益诉讼请求并保障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在制度办案模式上,可以考虑建立一体协作办案机制、应用契合的科技工作辅助办案和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企业自我合规,以期来推进反垄断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摘要：音乐版权独家许可模式是独家交易的具体类型之一,兼具“独家授权”和“转授权”的双重结构。作为当前数字音乐市场的普遍许可形式,独家版权许可模式面临着概念混淆、盗版风险挤压生存空间、利益失衡致其运行受阻等困境。从制度和主体应用两个层面入手分析困境成因,主要包括部门法之间存在规制缝隙、市场主体虚假宣传、部分网络音乐服务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下游之间达成纵向垄断协议等。为实现激发数字音乐市场活力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双重目标,应当从执法实践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出发探寻其发展路径。在正视独家版权许可模式积极效应的前提下合理引导,适度执法。同时,逐步建立登记公示制度,合理限定专有许可期限,必要时对以音乐著作协会为代表的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适当引导,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摘要：区际利益补偿,是近年来中央积极推进的治理机制,其建立在区域外部性理论基础之上。通过考察外部性的治理方式可知,“庇古税”模式和“科斯模型”均具有理论可行性。而选择何种模型,往往与一国之财政体制密切相关。我国基于现行财政体制所选择的“纵向转移支付”,是一种不完整的“庇古税”模式。这一现实决定了目前所试点的区际利益补偿,只是对既有责任逻辑的另一种加持,导致区际利益补偿存在着补偿动力不足、补偿标准低下、补偿范围狭小等问题,应当回归到权利思维逻辑中。而要构建权利逻辑下的区际利益补偿,需要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包括事权的细化以明确补偿范围;财权(力)的差异化配置以增强补偿能力;转移支付制度的多维度完善以规范补偿体系,最终构建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三角财政关系。在这一基础之上,区际利益补偿才能调整适应理论界所设计的权利化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