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相关法律实践以及各地自贸区相关机制探索正加速开展,但也面临着缺乏商事调解专门立法、主持商事调解的主体资质不明、和解协议执行路径不畅、缺乏跨境执行的审查标准等现实问题与挑战,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商事制度的发展及其与国际主流制度的接轨。新近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以特区立法及授权形式率先对商事调解作出专门规定,赋予了商事调解独立的法律地位,并创设了若干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制度举措:创新设立中立评估机制提升调解“效率”,引入司法保全措施确保调解“效能”,增设司法确认程序落实调解“效果”,提倡市场化自主发展推升调解“效益”,有效解决了商事调解的“四效”问题。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的探索性、开创性、系统性建构,在立法理念、条款设计及至现实应用上对我国落地生效《新加坡调解公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先期制度参考和经验探索,同时某种意义上也为世界范围内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摘要：我国艺术市场的迅速崛起呈现出对高质量艺术法人才的迫切需求,这对艺术法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域外艺术法研究与教育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成熟且各有特色的艺术法教育体系,总体表现为注重实践、学科融合与差异化教学。在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应比较研究域外艺术法教育的开展情况并借鉴相关经验,更应面向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尊重中国艺术创作与市场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法教育体系。

摘要：挪用艺术作品自兴起以来,就频繁发生著作权侵权纠纷,近年来的叶永青抄袭风波和“鸭兔事件”在国内又兴起了对挪用艺术的热议。对挪用艺术作品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判定,应当采用专家标准还是普通人标准,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法官作出“艺术判断”的方式,来判定其转换性使用。但挪用艺术作品自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很多情况下只掌握法学知识的法官难以理解其背后的意涵、区别,因此不宜自行对其转换性使用作出判断。在挪用艺术作品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判定中,应当采用专家标准,当事人可以申请专家辅助人,就作品的内涵、对比提出专家意见,协助法院对转换性使用相关的事实作出认定。

摘要：欧盟广告法律规制以建立共同市场 (《单一欧洲法令》后的内部市场 )为出发点 ,通过积极协调与消极协调等多种途径形成和发展起来 ,已经形成了以具有普遍意义的 1 997年比较广告指令为核心 ,既包括欧盟法 ,又包括成员国国内法 ;既包括制定法 ,又包括判例法 ;既包括实体法规范 ,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在内的有机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本文以 1 997年比较广告指令为例 ,对欧盟广告法律规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摘要：“一裁终局”之观念在商事仲裁界由来已久,随着国际经贸交往日益频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这一观念逐渐暴露出救济渠道缺失的局限性,为错误裁决留下了喘息的空间。为及时纠正错误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效保障当事人的仲裁裁决救济权利,立法应赋予当事人追求公正价值的申诉权利,并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对效率价值以及裁决终局性的损害。对此,建议设立由仲裁机构主导的选择性复裁制度,通过明确复裁程序的提起条件,严格复裁庭成员选拔,规范复裁审理事项,加强期限和费用限制,实现对仲裁传统价值的延续。

摘要：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谈判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结果导向特征,其设计更多是基于政治驱动和博弈,而非对于最优税收原则的遵循。在此种改革路径之下,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方面均存在着局限性。就合法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可能对各国的税收主权造成过度限制;就合理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BEPS 1.0阶段提出的价值创造原则;就平等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由美国和欧盟主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谈判中缺乏充分的话语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提出增强全球最低税改革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摘要：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要求我国尽快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立法。首要亟待解决的立法问题则是如何界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诸多理论表明"文化产业"的内涵正在从"文化"走向"创意"。通过比较考察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实践,从促进法的角度出发,我国在立法上界定文化产业时,应将其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突出"创意"要素,并采用概括列举陈述的立法模式。此外还要考虑立法本意,做到在具有前瞻性的同时张弛有度。

摘要：全球数字化浪潮兴起,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税基侵蚀与恶性税收竞争等问题。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国际社会就GloBE规则达成共识,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成为大势所趋。美国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构建了跨境最低税规则,以打击跨国数字企业的逃避税行为和应对数字服务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跨境最低税规则由GILTI、BEAT和AMT共同构成,形成了“三马齐驱”的局面。美国跨境最低税规则在设计上兼顾了本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为美国联邦政府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利益,而且提升了美国在国际税收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在顺应国际税改的同时实现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美国跨境最低税规则也加重了本国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和降低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建议我国在结合美国跨境最低税规则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采用GloBE规则与QDMTT相结合的立法路径,维护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和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以构建有利于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跨境最低税规则。

摘要：许多国家出台了反制裁立法以应对外国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但实际效果存疑。2021年5月12日,在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中欧洲法院佐审官首次就欧盟《阻断法》的具体适用澄清立场。结合对立法宗旨和文本的严格解释,佐审官肯定了《阻断法》第5条的效力,同时亦指出《阻断法》的制度设计将导致当事人处于两难境地,需要立法机构反思。我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反外国制裁法律法规,引入了与欧盟类似的禁止遵守、损害赔偿、例外豁免等项制度,但实践中可能面临同样的难题。合理界定禁止遵守义务的范围,进一步明确行使追偿权的主体、对象与条件,细化例外豁免申请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落实完善补偿机制,将是落实、完善我国反制裁立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摘要：为了应对投资仲裁机制正当性危机以及设计一个能为欧盟接受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欧盟在《TTIP协定》投资章节建议案提出建立投资法庭机制,该机制设立了一套上诉机制,选任了一批更具独立性的专职法官,采纳了更具透明度的程序规则,但同时也保留了大量投资仲裁规则。该机制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实现多边化、完善上诉制度以及实现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将会成为中欧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谈判的重点,对我国海外投资和资本输入产生重要影响,我国需要据此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