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摘要：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摘要：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效果的直观感知,是其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也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从公众主观感知视角切入,基于湖北省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论文采用Bootstrap方法分析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重点考察行政负担的中介效应和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属性对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属性和均等化感知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增强公众参与行为和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服务需求的同时,也应降低行政负担和改善政府形象,以此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

摘要：近年来,政务服务标准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与施用,正日益扩大其在国家治理与改革中的影响力。不过,围绕这一新兴治理工具,有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即“政务服务标准的核心功能与实现机制为何”以及“政务服务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为何”。本文分析提出,政务服务标准以达成“公共产品质量控制”为核心功能,彰显出法律、法规、政令等传统治理工具所不可替代的治理价值。在该功能的实现机制层面,从“行为规范”属性出发,政务服务标准能消减科层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解决行政程序约束的有效性问题;从“技术方案”属性出发,政务服务标准能帮助基层行政部门节约“注意力资源”,并推动前沿行政技术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扩散。但在实施过程中,政务服务标准还面临着三大挑战,即政务服务标准强规范效力需求与标准化制度设计间的错配,政务服务标准统一性要求与差异化地方治理能力间的矛盾,以及政务服务标准与法律法规的衔接难题。面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了制度改革、央地协作等一系列应对策略。

摘要：“集权的简约治理”是我国帝制时代形成并长期维持的基层治理模式。晚清以来,随着乡村社会自身的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简约治理”模式逐渐被国家制度的设计者所摒弃,由此成为历史遗产。现阶段,国家政权在权力下沉过程中全方位介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形成“高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的治理模式。在取得良好的治理效能的同时,这一模式也蕴含着一定的治理风险。要强调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和灵活性,就应该看到“简约治理”这一传统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补充性价值。

摘要：由于缺乏经济利润诱发的竞争刺激,"政治企业家"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构建对于公共服务创新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先驱者利润"驱动的创新机制有四个关键要素,即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利润机会"、可供企业家支配资源的存在、以及良好的创新产权保护制度。未来的国家政治机制设计,一要明确政治晋升作为"先驱者利润"的激励机制,以强化竞争刺激;二要调整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加快实现从"经济绩效"到"社会绩效"指标的转移,以实现激励与政治目标的统一;三要通过制度化的中央巡视制度和居民主观评价及时认定已发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并将之与地方官员职务晋升相挂钩,以有效保护政治创新产权。

摘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陷入财政投入增加而供给效能降低的困境。文章以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理论为视角,聚焦湖北省T市和Z市农村乡镇综合文化中心生存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同构现象。对农村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后发现,组织为适应制度环境而采取象征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服务供给和形式化考核监督等回应策略,造成免费开放失效、供需结构失衡和评估结果失真等困境;组织的策略回应也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环境的演变。

摘要：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面临治理能力弱化、治理资金专项化、治理机制技术化和压力型体制强化的挑战,在政权体系中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本文通过Y镇艺术岛项目运行过程的个案研究,结合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两种研究取向,分析乡镇政府在此制度结构下的能动性。现有的体制结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自主性行为,但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释放了乡镇政府能动性的制度空间;乡村社会的本土性资源,尤其是乡贤群体,赋予了乡镇政府能动性的依托;而对乡镇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规范在引导其能动性的积极面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镇政府的能动性并不全然是负面的,在制度化、规范化的体制下包容和引导乡镇政府的积极能动性,从而激发其发展乡村的潜力,是当今乡村治理与乡镇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