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采用机械灌注保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及对早期移植物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010年3月至2012年11月期间44例DCD供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供肾保存方式不同,分为机械灌注组(n=10)和静态冷储组(n=34例),比较两组受者DGF发生情况和早期移植物功能。结果两组供、受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术后1周,机械灌注组无受者发生功能性DGF,而静态冷储组功能性DGF发生率为32.4%(1/34),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6.68,P0.05)。机械灌注过程中肾动脉流量小于60mL/min和阻力系数大于***-1时,受者发生DGF的概率明显增高。结论机械灌注能有效降低DCD供肾移植受者功能性DGF发生率,是临床维持和修复DCD供肾的重要方法;机械灌注阻力系数和流量可以作为临床评估DCD供肾质量的重要参数,也是判断预后的有益指标。

摘要：目的探讨家兔脑死亡后肝损伤机制。方法健康雄性新西兰家兔60只,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脑死亡组和假手术组,每组30只。脑死亡组采用颅骨钻孔置管,缓慢间断颅内加压至脑死亡;假手术组颅骨钻孔置管,不加压。两组分别于术后2、6、8 h各处死10只,留取血标本及肝组织标本,采用比色法检测血清肝功能指标,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肝脏的形态学改变,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白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水平。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各时间点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及LSD-t检验。结果脑死亡组家兔术后8 h的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为(83±7)U/L,较术后6 h的(52±4)U/L明显升高(LSD-t=29.65,P<0.05)。随着时间延长,脑死亡组家兔肝脏水肿及汇管区炎症细胞浸润逐渐加重,术后8 h时出现中性粒细胞微脓肿,肝细胞受损不明显;而假手术组以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脑死亡组术后8 h血清IL-1β为(46±5)mg/L,较假手术组的(33±4)mg/L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34,P<0.05)。脑死亡组术后2、6、8 h不同时间点血清TNF-α为(35.3±4.0)mg/L、(43.4±6.9)mg/L、(49.3±5.4)mg/L,均较对应假手术组的(25.4±3.1)mg/L、(24.2±7.1)mg/L、(25.4±2.0)mg/L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09,3.369,7.224;P<0.05)。结论脑死亡组家兔在术后8 h内肝功能及形态学无明显变化,术后8 h开始出现中性粒细胞微脓肿及汇管区淋巴细胞浸润,可能与免疫损伤有关。对于家兔脑死亡供体,宜8 h内行肝移植手术治疗。

摘要：目的建立稳定的兔脑死亡模型，检测脑死亡后不同时间点肝脏形态及功能变化，评估脑死亡者供肝进行移植手术的可行性。方法健康新西兰兔4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n=20）和脑死亡组（n=20）。各组再根据脑死亡后时间分为2、4、6及8h四个亚组。分别于实验结束后，留取血液及肝脏组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HE染色法观察肝脏的形态学改变，原位末端标记法检测肝脏细胞的凋亡情况；并用竞争抑制ELISA法检测血清中白介素（IL）-1β、IL-6、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水平。结果脑死亡后2、4、6及8h血清中ALT与AST均有所升高，且以脑死亡后8h最高，与6h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1，P=0．0086）。光镜下，脑死亡后2、4h肝脏无明显改变；而在脑死亡后8h，肝细胞变性明显，肝索结构消失，部分肝细胞灶状坏死。该形态学变化与凋亡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血清IL-1β、IL-6、IL-8、TNF-α水平均随着脑死亡时间延长而增加。结论脑死亡可以导致肝脏功能及形态学改变，且随脑死亡时间的延长其改变更加明显。该现象可能与炎症介质的释放有关。脑死亡状态维持8h以上，肝脏的形态及功能将发生明显改变。

摘要：目的 观察微小RNA（miRNA,miR）-202是否通过转录后下调癌基因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6（LRP6）的表达而抑制人肝癌细胞（HCC）的增殖.方法 培养HCC细胞株QGY-7703、HepG2;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细胞周期蛋白（Cyclin） D1、MYC和LEF1 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LRP6、Cyclin D1、MYC、β-连环蛋白（β-catenin）和磷酸化Rb蛋白的表达;通过转染小干扰RNA （siRNA）抑制肝细胞癌（HCC）细胞LRP6的表达;构建pGL3-LRP6-3＇端非编码区域（3＇-UTR）-荧光素酶质粒转染HCC细胞作荧光素酶检测;采用噻唑蓝（MTT）法、克隆形成实验及贴壁不依赖性生长能力测定法检测HCC细胞的增殖能力.结果 在QGY-7703、HepG2两种细胞株均显示,过表达miR-202可以下调LRP6的表达,而抑制miR-202可以上调LRP6的表达（P＜0.05）;miR-202的过表达可以降低pGL3-LRP6-3＇-UTR-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中荧光素酶的活性,而抑制miR-202则可以增加其荧光素酶的活性（P＜0.05）;miR-202可以显著下调受Wnt/β-catenin调控的下游基因Cyclin D1、MYC和LEF1的表达,抑制miR-202则可以显著上调这些基因的表达（P＜0.05）;在miR-202过表达的HCC细胞,Cyclin D1、MYC、LEF1和磷酸化Rb蛋白的表达也显著下调,而抑制miR-202的表达,则可以上调这些蛋白的表达（P＜0.05）;miR-202的表达与LRP6蛋白的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 =0.575,P＜0.05）;通过MTT法和克隆形成实验结果表明,沉默miR-202抑制组或阴性对照转染组细胞的LRP6,可以降低HCC细胞的生长速度和增殖（P＜0.05）;贴壁不依赖性生长能力测定也显示,LRP6抑制对miR-202抑制组HCC细胞的增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P＜0.05）.结论 在HCC细胞,LRP6mRNA是miR-202的直接作用靶点;在miR-202发挥抑制HCC细胞增殖的作用中,LRP6抑制是必不可少的;LRP6可以作为HCC的潜在治疗靶点.

摘要：目的探讨半离体或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的适应证及相关问题。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10月至2011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收治的36例行半离体或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病人的临床资料,按疾病及解剖适应证进行分类整理。结果术中2例病人在开放IVC血流后并发心跳骤停,经处理后恢复心跳,其余34例病人手术过程顺利。截至2013年5月,术后34例病人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0（2~8）年。13例良性疾病病人术后复发1例（肝包虫病）,行射频消融（RFA）治疗,仍带病存活。23例恶性病变病人中失访2例,术后复发10例,存活13例,最长存活时间为7.5年。结论当肿块位于以下5种解剖结构时可考虑行半离体或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1）肝右静脉、肝中静脉与肝后下腔静脉构成的三角区;（2）肝左静脉、肝中静脉与肝后下腔静脉构成的三角区;（3）肝尾状叶及肝段Ⅳ;（4）门静脉左支、肝中静脉主干与肝后下腔静脉构成的三角区;（5）门静脉右支、肝中静脉主干与肝后下腔静脉构成的三角区。

摘要：医学与各学科的学科交叉研究是解决复杂难题,突破医学瓶颈的有效途径,是医学科学创新发展的未来方向。学科交叉培养有利于培养医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多学科交叉融合能力,是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多学科交叉拔尖人才的重要途径。文章概述了学科交叉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医学研究生学科交叉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多年来的学科交叉培养实践,探究了医学研究生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提出优化设计学科交叉课程,增加科研实践与多学科交叉合作,建立多学科导师联合培养机制,增强多学科交叉研究背景师资力量,建立多学科研究和交流平台,以提高研究生的多学科知识基础与技能,培养多学科研究兴趣、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念以及创新能力,提高医学研究生解决复杂医学问题、突破关键技术的能力,在医学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创新成果,并实现创新成果临床转化,满足国家对高水平学科交叉人才的迫切需求,促进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

摘要：肝移植术后受者因手术时间长、身体虚弱、置管多,普遍于术后1周后才能下床活动,而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可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减少移植术后胃瘫、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提高受者自我康复能力[1-2],是快速康复理念在肝移植术后应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3]。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助行器因存在挂钩少、无座椅、下床后无法监测活动中病情变化等不足,对于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康复的辅助作用有限。因此,设计制作适合肝移植等高风险、大手术患者术后下床活动的专用助行器十分必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设计了一种适用于肝移植受者的改良助行器(专利号:ZL 201720488562.4),现报道如下。

摘要：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病因及内镜在肝移植并发症中的治疗。方法笔者所在单位1995年9月至2010年3月期间共施行尸体肝移植516例，将其分为2个阶段，即1995～2001年的技术摸索阶段和2001～2010年的技术成熟阶段。第1阶段125例，有17例（13．60％）发生胆道并发症；第2阶段391例，有15例（3．84％）发生胆道并发症。对这32例患者行内镜诊治的相关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2例中单纯胆瘘5例，单纯胆管结石2例，单纯胆管狭窄11例，胆管狭窄伴结石9例，胆管狭窄合并胆瘘2例，胆管扭曲2例，十二指肠乳头狭窄1例。针对不同的胆道并发症，采取了胆管扩张、乳头切开取石、胆道支架置放、鼻胆管引流等不同的治疗方式，32例患者共行内镜治疗56例次，治疗成功27例（84．38％）；发生内镜相关并发症4例（12．50％）。结论内镜治疗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疗效是值得肯定的。

摘要：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前应用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研究肝静脉合干及其在下腔静脉注入的解剖与分布情况,按肝静脉解剖特征拟定肝移植的技术类型。方法统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2000年5月至2007年8月期间共施行的248例背驮式肝移植患者的手术数据,并根据该248例患者的肝静脉解剖及其注入下腔静脉的数据对肝静脉类型进行分型并命名。另外收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010年3月至2013年4月期间实施的40例背驮式肝移植患者的术前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的数据,分析每例患者的肝静脉在第二肝门合干及其注入下腔静脉的解剖情况,并分析肝短静脉在第三肝门注入下腔静脉的解剖情况,最后按笔者肝静脉分型标准在术前对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的数据进行分型并拟定肝移植技术类型。结果 248例背驮式肝移植患者术中按肝静脉合干及其注入下腔静脉的解剖情况将肝静脉分为5型:Ⅰ型(左中肝静脉合干型)142例(57.25%)、Ⅱ型(右中肝静脉合干型)54例(21.77%)、Ⅲ型(左、中、右肝静脉共干型)14例(5.64%)、Ⅳ型(分别汇入型)34例(13.71%)〔其中ⅣA型16例(6.45%),为同轴水平汇入;ⅣB型18例(7.25%),为非同轴水平汇入〕、Ⅴ型(肝段型)4例(1.61%)。40例背驮式肝移植患者的术前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的数据显示:Ⅰ型24例(60.00%),Ⅱ型9例(22.50%),Ⅲ型2例(5.00%),Ⅳ型4例(10.00%),Ⅴ型1例(2.50%),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的数据得出的肝静脉各型所占比例与笔者肝静脉分型标准中各型所占比例基本吻合。结论根据术前肝脏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的数据确定肝静脉合干与非合干汇入肝后下腔静脉的解剖状况,从而按肝静脉分型标准归类后术前确定背驮式肝移植手术方式(Ⅰ、Ⅱ、Ⅲ型和ⅣA型可常规行经典式背驮式肝移植,ⅣB型和Ⅴ型仅能进行改良式背驮式肝移植或行经典式原位肝移植,亦可结扎或缝扎各肝静脉分支,在供、受体下腔静脉后、前正中行梭形切口或三角形开孔吻合),为临床术前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摘要：目前,临床上留取尿液或引流液标本时,需用注射器穿刺尿管或引流管,抽取一定量的样本,然后打开玻璃试管瓶塞,用酒精灯消毒玻璃试管瓶口约5 s,再将样本注入玻璃试管内,塞紧瓶塞。这不仅可能造成样本污染,而且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另外,有的引流管是塑料材质,如胸腔引流管,不能经注射器反复穿刺,对留取引流液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一次性引流液留取装置,应用临床后取得良好的反响。现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