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在作家生平简况、作品的艺术分析中,自然常常会涉及一个作家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鲁迅就明确说过,他自己的小说由于'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很是让青年人喜欢,这是因为原先所读过的一百来篇外国小说的影响。每次涉及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性质,都常常征引胡风'现代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一支新拓的支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崛起,自述有着歌德、泰戈尔、惠特曼的直接影响。巴金则直接说他们一代人'都是法兰西大革命的产儿'。

摘要：迪伦马特对法之正义精神的叩问、对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批判,是其艺术创作的核心命意之一,学界对此却鲜有关注。通过戏剧、小说等作品的叙事构拟,迪伦马特质疑、否定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宗教、国家、司法等作为正义之现实载体的"主权者"执掌正义的合法性。在探求正义之道的过程中,迪伦马特的作品触及了"神圣人"这一生命政治的核心议题。通过揭示现代司法制度在处理特殊生命及身体形态问题上的失灵,迪伦马特深化了对法之正义问题的思考与批判。

摘要：兴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戏剧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激进而持续的内在变革力量,打破了语言戏剧稳固的中心地位,为审视和认识戏剧本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因而成为西方戏剧史上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作为事件的戏剧集体创作这一命题既已提出,集体创作的发生、创作意图、发展路径、内部相互影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影响是需要被探究与讨论的问题。作为事件的集体创作是一场对戏剧功用、戏剧创作以及戏剧本体进行叩问的尝试:它既是“断裂”,也是“生成”,并最终以丰富多元的表演美学理论与方法导向戏剧艺术的未来。

摘要：天津是河北梆子的重要阵地,河北梆子在天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流派即卫派梆子。天津河北梆子在唱腔艺术、旦行表演、时装新戏、表演形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创新,遂成为河北梆子的主流,影响全国。当前,天津河北梆子亟待解决保护、传承与创新等问题。

摘要：作为比较文学重要领域的主题学,最早发端于德国。18世纪德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为此准备了温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民俗学研究形成热潮。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语文学学者们在"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双重视野下,发现了比较文学这一兼容的交感区域。到19世纪末,科赫将主题学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日耳曼语文学中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也促进了主题学研究的壮大。到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主题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积极、全面地发展。主题学的发展史,显现出了发生学思想的历史主义特征。

摘要：《绿荫下》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的第一部,却常被评论家列为次要小说,本文则认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恰在于它是哈代小说印象主义风格的起点。哈代多次在作品前言和文论中提到小说是印象而非论辩,将印象定义为一种表达生活表象之下实质的方式,也是一种和小说艺术真正贴合进而可以自由展现作家风格的方法。因此,本文借助文学印象主义理论,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分析《绿荫下》的印象主义特点,论证其体现了“小说即印象”的创作观。小说对光影和色彩的细腻描写以及视角的转换展现了印象的动态性,表达了现实的不确定性和真实的多元性。哈代通过这部作品确立了其印象主义风格,彰显了他对于19世纪小说艺术之争的立场。

摘要：中西戏剧中的异国形象研究属于广义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一个分支。与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客观现实转向主观幻象的学科史相一致,中西戏剧中的异国形象研究重心,不是探究异国形象与世界的外在关联的客观性或真实与否,而是说明创作主体如何建构异国形象的主观性或想象性质。其揭示异国形象作为主观幻象的艺术想象性质,明确以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为重心的研究思路,以及对于异国形象内在生成机制和外在呈现形态的理论说明,不仅触及中西戏剧中的异国形象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对于中国当代国家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作用。

摘要：“技术手段—处置对象”的既定模式一直是人工智能创作相关问题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并以此将技术手段替换为文艺作品的客观化形态。但实际上,在数字化技术进程中,“文学”“影像”及其他文艺表达并非是被置入的对象,而是存在一种本就以“文学”(literary)为原理的数字化系统环境。在泰德·尼尔森的“上都系统”以及唐纳德·克努特的“文学编程”中,此类系统环境显著地以完全的“开源”为终极追求,并反过来重构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文艺创作的理解。

摘要：“世界电影”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民族电影”研究的多维度视角,来重新审视各地区电影的复杂生态系统。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被理解为一本包含了不同种类地图的地图集,每一幅地图都为人们对陌生地域的探索提供了一次不同的导航,揭示出该地域不同的侧面、要素以及维度。每一幅地图都代表着一种类型的视角,从而构成了整本地图集。这本地图集为后续各种研究视角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它包括了政治的、人口统计的、语言的、定向的和地形的地图。

摘要：从文化角度来讲,人类的进步已被展示为一种由传统向反思的进化,“传统”指的是整体思维及仪式/方式,而“反思”指的是个人自我的成长。在文学领域,或更准确地说,在言语艺术领域,这两者间的对立导致个人天赋的长进,将自己从体裁及其它约定俗成的标准权威里解放出来。通常在文艺复兴后期和早期浪漫主义之间,可以标出一条边界线,体裁的权限在线外明显地丧失自身约定俗成的标准权威,进而由个人才智取而代之。鉴于其在“现代思维起源”中所起的作用(P·奥本海默),十四行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的作用是解答一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即为什么一个死板的诗歌形式(似乎与小说的言语自由正好相悖)可以独统欧洲抒情诗长达三个世纪,从14世纪的彼特拉克到16世纪后期的莎士比亚。答案十之八九就是十四行诗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及反思性的“双重性诗学”(J·布鲁克斯戴维斯),彼特拉克风格与反彼特拉克风格得以在一种巧妙的平衡中并存,而这种平衡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里就已形成。